2016-08-20 20:47:03
圖註：戰鬥在古長城線上的八路軍
日軍掃蕩導致“魚大水小”，必須精兵簡政，全部脫產人數不超過居民的百分之三
1941-1943年間，是中國抗戰最困難的時期，八路軍在華北的敵後根據地，也不例外。自1941年4月蘇聯與日本締結《蘇日中立條約》後，華北日軍的動作即大幅升級，先是集中10餘萬兵力對中條山根據地實施“鐵腳合擊”，隨後又對華北敵後根據地實施“鐵壁合圍”——據聶榮臻講，1941年秋季的這次“鐵壁合圍”，日軍“總兵力達七萬餘人，……號稱‘以百萬大戰來回答百團大戰’”。
1943年初，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於《解放日報》刊文公佈抗戰五年來日軍對華北敵後根據地的“掃蕩”情形。據其統計，從1938年1月至1942年11月底，“五年來千人以上的‘掃蕩’，共計152次，至於萬人以上的在大‘掃蕩’共計37次。”其中，尤其以1941年至1942年間日軍的“掃蕩”最為猛烈，給根據地造成瞭巨大損失。據朱德當年的公開說法，“到1942年為止，我解放區人口縮小至5000萬以下，八路軍減員至30萬。”實際情況可能更嚴重，譬如，晉察冀邊區“鞏固區”的人口減少過半，已不足500萬人；晉綏抗日根據地面積縮小瞭三分之一，人口減少瞭三分之二以上；山東抗日根據地面積縮小瞭三分之一，人口從1200萬減至750萬。
面積縮小，人口減少，同時“鞏固區”（隻向根據地政權繳納公糧）大量變成“遊擊區”（還需承受敵偽的公糧剝削），所帶來的直接困難，即經濟條件的惡化，造成“魚大水小”的特殊局面。以晉察冀根據地冀中軍區為例，據該區報告，日軍未“掃蕩”前，“1941年全年的負擔，每分（地）……折合小米最多不過30斤，這樣的負擔，人民是感覺勝任而愉快的。”但在日軍“掃蕩”之後，“負擔就無比地加重瞭，一般的每分（地）……全年可能達到72斤（小米）。較多的每分（地）……全年可能達到108斤至144斤（小米）”。按當時冀中地區，每分地的產出折合小米平均是108斤，所以，冀中行署在文件中感慨：“全年收獲一大部分或全部都拿瞭負擔，還是不夠……真是負擔奇重。”至於增加的這些負擔，主要因“我主力部隊轉移”，“鞏固區”變成瞭“遊擊區”，民眾不得不同時承受沉重的“對敵負擔”。
有鑒於此，1941年底，延安經過深思熟慮，出臺政策，明確指示各根據地：
“必須普遍的實行‘精兵簡政’。敵後抗戰能否長期堅持的最重要條件，就是這些根據地居民是否能養活我們，能維持居民的抗日積極性。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民力財富一般的說已經很大減弱，因此，‘精兵簡政’，節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任務。關於精兵問題已見軍委指示。政權、黨、民眾團體脫離生產的人數亦應縮減，務求全部脫離生產人數不超過甚至更少於居民的百分之三。”
脫產人數，不超過全部民眾的3%，這個比例究竟是個什麼概念，可參考陶鑄當年的公開說法。陶鑄說：“（根據地）生產力都比戰前減低瞭，甚至有個別地區減低到百分之五十……因此，敵後根據地民眾的負擔能力是不大的。在根據地基本地區內，民眾生活較好，最大限度也隻能每百人養活4個人。遊擊區因敵人容易到，破壞多，建設少，其人民負擔能力是要少於基本地區的，即這裡每百人隻能養活2人。至於敵占區和近敵區，民眾負擔能力更差。
圖註：八路軍通過平型關
“頭重腳輕”不利於軍事行動，也需要精兵簡政，把應放下去的幹部盡量充實下層
除瞭解決“根據地居民是否能養活我們”這一問題外，“精兵簡政”還有另一重極現實的需要，那就是應付日軍的“掃蕩”。1942年4月22日，中央書記處辦公廳在《關於總結精兵簡政經驗的通知》中，就明確總結瞭“精兵簡政”的兩大現實目的：
“精兵簡政包含兩方面問題：一是要求從長期堅持根據地著想，註意節省與積蓄民力。二是要求從戰爭與農村環境著想，註意組織精幹，分工合理，使政策能貫徹下去，使工作效率能大大提高，使軍事行動能靈活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