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3 15:39:20
1924年9月，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成立，北京政府派顏惠慶、張伯苓、郭秉文、蔣夢麟、范源廉、黃炎培、顧維鈞、周怡春、施肇基、丁文江、(華籍)杜威、貝克、貝諾德、顧林(美籍)十五人組成董事會，制定章程共十條。簡單的說一下章程。
章程第二條設立之目的：
甲：接受根據1924年6月24日美國國務總理致中國駐美公使照會所退還之款項。
乙：酌量存儲該款於一銀行或數銀行，並得酌用其他生利之方法。
丙：酌量保留該款之一部分作為基金，以其收入充本會的事業之用。
丁：使用該款用於促進中國教育及文化事業。
戊：接受其他用於教育文化之款項，本會在原贈與條件內，對於此等款項有支配之全權，與原退還款項相同。
章程第三條規定，該會董事會實物人，中國籍十人，美國籍五人，董事會下設執行委員會，在董事會閉幕期間執行職務。並設有財政委員會，掌握基金及代管款項之存放及投資。
該基金存放於美花旗銀行。1925年8月11日稅務處致安格聯第965號令：“美國公使收到該項支票時，即在支票上繕寫交付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收領字樣送交。該董事會收到該項支票，即行繕給收據一張。”(限於篇幅未載全文)在世界會計界占有極其高地位的楊汝梅先生在1931年12月7日給當時國民黨政府發出過，《關於整理各國退還庚子賠款餘款用途意見書》其中就說道：“庚款源於關稅，前因擔保賠款信用，將此項巨款存放外國銀行，致我國金融界常受人之操作壓迫，全國商民均判政府之能早變更辦法，以解除其束縛。今因協定賠款退還，而該款仍存放於外國銀行，實使全國商民失望。嗣後應隨時設法，使此項賠款餘額收支，能全數移歸中國金融界經營，以期調劑金融活動市面。”楊汝梅先生的想法是好的，但限於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半封建半殖民地，金融不在己手不可能實現!管微窺豹舊中國的實際情況由此可見一斑。
從1926年——1948年，共舉行年會十九次。包括蔡元培、胡適、丁文江、孫科趙元任等都曾經成為董事會成員。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自從成立起，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自行消散，主要做瞭如下的工作。
1、代管清華大學基金。
1929年初原清華大學基金會向該會移交的基金的總數按賬面價值為銀元6，177，621.61元，該會總價值5，899，735.05元。以後美國庚子“退款”，除撥付清華經費與留美費用外，餘額也都儲作基金，截至到1936年底，清華基金本息總數已達1600餘萬元。(《清華大學校史稿》)。
北洋軍閥時期，北洋政府曾經以各種理由企圖挪用清華基金，但都被清華基金拒絕。1932年，國民黨政府曾經停付庚子賠款一年，相應的“退款”也隨之停止。但海關稅不在期內，民國海關檔案記載瞭1932年仍賠付美國1919967.11美金。1932年12月16日財政部致梅樂和公字第4631號訓令：“查美國庚子賠款今年三月起緩付一年，曾由外交部照會美使，俟一九四五年庚款全額付清後，於一九四六年補付……”
抗戰開始後由於東南沿海被日軍占領，海關收入大部分為日軍占領下的敵偽政府所扣留，所以國民黨政府自1940年起將庚子賠款的債務(為關稅擔保的)大部停付(日本部分的庚子賠款一直賠付到1939年)。清華的經費隻能以過去的基金所得利息和財政部的撥款加以維持。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凍結各國資金，“庚款”利息部分也停止撥付，清華隻能靠借貸維持。當時的清華大學基金分兩部分儲存，一部分儲存在國內銀行，一小部分儲存在美國銀行，用以支付留學生的及清華大學聘請美國教師、購買教學儀器設備、圖書等。到七七事變國內的存款大概是在美數額的兩三倍。抗戰期間庚款大部是停付的，在國內的那部分由於不斷的通貨膨脹到抗戰結束時已經所剩無幾。而戰前在美國的那部分雖然數額不大但由於董事會成員善於經營，本息連年積累到抗戰結束時已經極為可觀。到全國解放時，基金積累日劇巨。關於在基金的使用手續，有關章程規定，隻有中國的教育部長與清華大學的校長共同簽署，且需提出相當計劃，董事會方可撥款。
國民黨政府擺敗逃臺灣後，曾經想掠奪這部分款項。關鍵時刻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抵美。他曾經對人說，解放前夕出走美國就是為瞭保護好這筆巨款。1954年梅先生的幾個軍界的同學曾經對梅談及過這筆基金，想將這筆錢據為臺灣當局所有，國民黨政府剛剛赴臺經濟也十分緊張。這給梅貽琦先生留下極其惡劣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