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5 22:31:23
餘愷不僅將他的想法分享給別人，其實他最大的益處是通過分享，他也得到瞭新的啟發。
這種“參與式”的思維模式也改變瞭他過去解決問題的習慣。比如以他的食品專業知識，牛奶很好，但這個村子裡的孩子從來沒機會喝牛奶，怎麼解決營養問題？他們去瞭村裡兩周，把當地市場上所有的材料都買回來，根據當地孩子的認知狀況，為他們制作個性化的食譜。
他曾註意到哥本哈根智庫提出花4000億美元4年時間解決全世界的一個問題，就是營養不良的問題。
中 國農村孩子的營養不良問題嚴重，但缺乏數據，政府層面不會顧及這個問題，去山村演講的經歷使餘愷想到一個idea，如果在平臺上發佈一個消息，全 國不同地方一千多個學校老師給每個孩子做一個最簡單的體檢，隻要身高、體重，隻要學校有網絡，互聯網的協作，就可以將全國農村孩子的營養狀況表達出來。
由於資源有限，現實中好的師資向名校傾斜，學生處於一種被教育狀態，沒辦法選擇自己受教育的內容，有的學校老師手持二十年如一日的發黃教案。
餘愷他們做過一個“平等機會”的活動，在30個高校開創新演講的放映會，有好學校，有普通的，有本科，有專科。網絡資源的普及，將好教育的成本下降，隻要一根網線，無論你是來自哪個學校的學生，都可以向世界級大師學習新思維。
“這種網絡教育對國人的最大意義是一個機會平等推進劑，隻要你是好學的，你可以更容易找到相當優質的資源以及有共同興趣的人，誇張一點說，即使在山村，隻要你足夠努力，也能在山村裡獲得哈佛的教育。”Tony說。
但現實障礙是，有人英文讀不懂；另一個是語境的問題，如果要理解別人的新想法，思維要處於同一條起跑線上，有些演講對某個人可能啟發很大，對另一個人則毫無影響。
不過，餘愷覺得，這種新思想的學習遇到的最大的障礙是，“整個社會的氛圍比較功利，學生要考四、六級，不關心短期內似乎並不實用的新思維。”
世界學術霸權的大計？
作為第一所公佈課堂視頻的大學，MIT（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每節公開課的制作費用約為20000美元。聯系到發源於MIT的矽谷文化，其所倡導的開源運動與 MIT的這一“燒錢”舉動頗有相似之處，但從美國常春藤大學接二連三紛紛公開課程來看，單用“義舉”來解釋似乎未免太過純良。
看瞭耶魯金融 學教授羅伯特·希勒的金融課導論，黃梓姣覺得那簡直是耶魯的宣傳片，“1985年，耶魯基金已經擁有約10億美元，另還有些藝術藏品， 價值好幾億，從1996年至2006年，耶魯綜合收益率達到28％，平均攤在每個學生身上是200萬美元。並且，這筆錢就放在那裡，隨時可以折現。”
耶魯另一名教授保羅·佈羅姆在上心理學導論時，開場白便是，“我們將會被攝像，本年度結束時，所有視頻錄像都會在網上，免費對所有人開放，通過網絡傳播到各個國傢，為無法通過正常渠道接受大學教育的人們提供便利，當然，這也是耶魯建立‘世界學術霸權’的大計”。
在獨立學者安替看來，這句在課堂上引發哄堂大笑的點睛之語才是關鍵。2008年，安替作為哈佛尼曼獎學金獲得者，成功選上桑德爾教授的正義課，早早坐在桑德斯禮堂裡，等待這位在哈佛同樣是最受歡迎的教授。
安替說，美國大學各門課程的第一節課被稱為shopping課，老師需要向學生說明這門課的教學內容、參考書目以及考試方式，他們更重要的任務在於展現自己的學術功底與個人魅力，因為在shopping課之後，學生才需要決定這學期是否選這門課。
因此，在各學年初的shopping課期間，美國各高校裡充滿瞭自由市場競爭的硝煙。2007年，哈佛校報刊登瞭一篇文章，“桑德爾教授贏得瞭shopping課的勝利”。
作為勝利者的桑德爾，不但擁有約1200名選課學生的最高紀錄，還是迄今為止惟一一位在桑德斯禮堂開課的教授。這座華麗考究的禮堂，是哈佛用來舉辦每年畢業典禮的地方。
開課時，安替註意到，眾多沒有訂上課的學生站滿瞭走道。相比之下，網絡公開課程恰恰解決瞭資源稀缺的問題，並在網絡“自組織”篩選機制下，被哈佛學生公認為最經典的課堂也被精準篩選出，受到最熱烈的推薦與傳播。
“這就是一堂global shopping（全球推銷），”安替說，“哈佛通過展示自己最卓越的課堂吸引全球最優秀的人才去報考它，耶魯，MIT，所有美國常春藤大學都會那麼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