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08 23:06:02
那一次導演對我的推薦很滿意，山杏傢幾乎原封不動地成為瞭電影裡女主角的傢。制片主任問我場地租金怎麼算，我想起從前山杏一傢的純樸，有把握地說，你就隨便給吧，他們不會計較。但事情並不似我的預料，當我回到我的城市後，曾很多次在傢中接待瓦片的房東——山杏的爹。因為有瞭汽車、火車、電話，因為有瞭信息，遙遠的山杏爹總是能夠快速把我找到並申訴攝制組付他報酬的不合理。比方他說攝制組用墨汁把他的新房的白屋頂刷成瞭黑色；大燈把院裡一棵石榴樹烤成瞭半死；為瞭劇情需要他們還往河裡摔過他的羊，摔瞭一次又一次，五隻羊被摔得十天起站不起來……這都是錢啊，可他們都沒給錢。我一次次放下手中的寫作幫助憤怒的山杏爹向攝制組要錢，心中卻時有惱火：要是沒有火車呢？一切不是單純得多嗎？交通、通訊和旅遊業給瓦片帶來瞭財富，同時也成為一種運載欲望的挑釁的力量。現代化的強大輻射面對封閉的山谷，是有著產生這種力量的資格的，雖然它的挑釁意味是間接的，不像它所攜帶的物質那麼確鑿和體面。並且我始終認為，它帶給我們的積極的驚異永遠大於其後產生的消極效果。
那麼，現代化和市場經濟在進化著鄉村物質文明的同時，也扮演瞭催生欲望的角色。商業文明的到來和它“溫柔的挑釁”使未經污染的深山農人的品質變得可疑；沒有它們的入侵，貧苦的山杏們的思維邏輯將永遠是寬厚待人。可我想說，這種看似文明的抵抗其實是含有不道德因素的，有一種與己無關的居高臨下的悲憫。貧窮和閉塞的生活裡可能誕生純凈的善意，可是貧窮和閉塞並不是文明的代名詞。誰有權力不讓山杏們利用大山的風景富裕起來呢？誰有權力不許一個鄉村老漢跳上火車去找人“投訴”虧待瞭他的攝制組呢？其實當我在這兒比喻火車是催生欲望的角色時，蒸汽機火車已經從中國全面退役成為我們時代的一個背影；內燃機車、電氣機車也不再新鮮。幾年前上海就已經出現標志著國際領先技術的磁懸浮列車。在這個人類集體鐘情於速度的時代，那個仿佛不久前還被我們當成工業文明象征的蒸汽機車，轉瞬之間就突然成瞭古董。蒸汽，這種既柔軟又強大的物質，這個引發瞭第一次工業革命、啟動瞭近現代文明之旅的動力也就漸漸從領先的位置上消失瞭。當它的實用功能衰弱之後，它那暖意盎然的懷舊的審美特質才凸現出來。問題是，當今世界，早已先期享受瞭工業革命那實用功能所帶來的諸多物質進步的人們，誰又有權力為瞭個人今天的審美愉悅，去對那些大山裡的山民們說，我們可以富，但你們卻不行呢？
我在這時想起一個深山裡的少年。上世紀90年代，一個初秋的下午，我在一個名叫小道(向山杏們打聽過的小道)的村子裡，順著雨後泥濘的小道走進一戶人傢，看見在堆著破鐵桶和山藥幹的窗臺上靠著一塊手絹大的石板，石板上歪歪扭扭地寫著三行字：
太陽升起來瞭，
太陽落下去瞭，
我什麼時候才能變好呢？
問過院子的女主人，她告訴我這是她九歲的兒子寫的。我又問孩子是否在傢，女主人說他割山韭菜去瞭。那天我很想看見這個九歲的深山少年，因為他那三行字跡歪扭的詩打動瞭我——我認為那是詩。那詩裡有一個少年的困境，願望，他的情懷和尊嚴，有太陽的起落和他的向好之心。那天我沒有等到他回傢，但我一直記著石板上那三句詩。今天那個少年早已長大，或許還在小道種地，或許已經讀書、進城。假如在新世紀的今天，我把他的詩改動一個字，變成“太陽升起來瞭，太陽落下去瞭，我什麼時候才能變富呢”，我還會認為這是詩嗎？
與其承認這還是詩，不如承認這是合理的欲望。如同16世紀葡萄牙詩人在歡迎他們的商船從海上歸來時那直白的詩句：“利潤鼓舞著我們揚帆遠航……”
“利潤”這字眼嵌入在詩行中看上去的確令人尷尬，但文學的責任不在於簡單奚落“變富”的欲望，因為變富並不意味著一定變壞，而“變好”並不意味著一定和貧窮緊緊相聯。文學在其中留神的應該是“困境”。貧窮讓人陷入困境，而財富可能讓人解脫某些困境，但也有可能讓人陷入更大的困境。最近我在一篇討論當代中國鄉村的價值變化的文章中讀到，消費經濟時代的突然降臨讓許多沒有足夠心理準備和文化準備的村民，無暇也無力去做其他可供想象的人生籌劃。多掙錢以確立存在地位的欲望壓倒瞭這些，他們被迫卷入人與人之間一場財富競賽的長征：爭蓋高樓，喜事大辦，喪事喜辦，以喪失尊嚴來換取以為的“面子”。中國中央電視臺曾經報道過南方一些農村，有人在辦喪事時請戲班子跳脫衣舞，因為花得起錢而在鄰裡間“掙足瞭面子”。這讓人瞠目，讓人想到說的雖是村民但又何止村民？我的一位北京親戚，當年住在四合院一間三平方米的小屋裡，如今他在為自己選購汽車時，打開一款已屬高檔車的車門，竟皺著眉頭不滿地連聲說，“後排座間太小，空間太小！”所有這些，更讓人思考一個國傢在富強的崛起時，文明在何處以何種面目支撐。文明是對人之所以為人的制度性守護，是對人性尊嚴所必須的自由平等的捍衛。這也正是其價值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