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8 22:59:39
從某種意義上講，古代的戰爭史，也是一部城池的攻防史。
幾千年來，“攻城拔寨”是歷來戰爭的直接目標和關鍵動機。隨著戰事迭起，攻防相生，城池也因此成為最大最重要的戰爭舞臺。特別是在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紛爭，群雄並起，戰爭極其頻繁，也因此形成瞭各諸侯國割據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築城體系，僅《春秋》、《左傳》、《國語》提及的城邑地名就達千餘座。據不完全統計，僅戰國時期較大規模作戰行動就有230多次，其中2/3以上和攻城有關。根據《孫子·謀攻》中“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的說法推斷，在那個冷兵器的時代，攻城往往會伴隨著極高、極可怕的傷亡率。但這也同時說明當時的守城戰術和器具，必然非常完備和發達。因此，有兵聖之稱的孫子，也認為攻城是萬不得已的“下下策”，並告誡道：“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對此，同時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觀點，並利用自己掌握的“完美守城攻略”，四處推行自己的“非攻”理念。在他的著作《墨子》中第十四、十五卷就專門介紹瞭守城的裝備、戰術、要點，共二十篇。雖然目前僅存十一篇，可已經幾乎涵蓋瞭所有的冷兵器時代的城池防守之術。
從軍事博弈的發展脈絡看，歷代中原統治者，之所以都特別偏愛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礎上的“非攻”軍事防禦手段，也許正是得益於築城技術的高度發達和城防之術的極高效率。於是，專守待敵、後發制人的“築城防禦”軍事思想大行其道，並極大地影響瞭中國歷史文明的走向。從秦始皇修築萬裡長城開始至今，無論是歷代對於長城防線的高度重視，還是今天我們依然用“鋼鐵長城”來形容我們的國防理念，都足以說明這種以城墻為基礎的戰略防禦思想，對我們的影響是多麼重要、多麼深遠。
當然，這種“被動防禦”的軍事思想形成，除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平和民族性格因素外，還與中原民族的生存環境和經濟特征是分不開的。中原民族的農耕經濟，自然離不開長江、黃河廣大流域的沃土滋養，中原民族已經習慣瞭定居的安樂和富足，自然不會，也不願像遊牧民族那樣遊擊爭鬥。而平原之上，無險可守，要守衛自己的領土，保護自己的傢園，特別是針對遊牧騎兵部隊騷擾的最好辦法，自然是建造堅固的城墻堡壘。
同時，高大的城墻還能提供防洪水、防強盜、防猛獸等多重安全功能。“四塞以為固”的中國，也因此能夠在四四方方的城墻庇護下，碼著四四方方的文字，邁著四四方方的腳步，從容又體面地延續著一種輝煌而偉大的黃色文明。
中國人對於城池的偏愛，除卻以上諸多因素外，還有一個不能不提的心理原因，那就是自信。這種自信，是建立在人口盛昌、經濟繁榮和文明發達的多重基礎上。換句話說，築城的底氣在於“建”得起、“防”得好、“守”得住。正如我們喜歡用“固若金湯”來形容防守，或者愛唱“萬裡長城永不倒”一樣，這些都是這種民族集體自豪心理的微妙寫照。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論是城池的建築還是防護，都是高技術、高投入的產物，不是誰都能修得起，更談不上修得足夠好。而要消解來勢洶洶的侵犯之敵，除卻厚厚的城墻外，有著高度文明和發達經濟的守城一方，自然擁有更多“後發制人”的技術法寶。
今天，當我們從“術”的角度，細細梳理幾千年來中國歷史上的“守城”技術、理念和經驗等古代軍事文化遺產，在重新認知這些繁雜的機關、精妙的設計、豐富的戰術時，除卻折服古人的無窮智慧外，在那遙遠時空裡，也許還會隱隱約約聽到祖先的一聲幽嘆。
一、古代城池的建築特點
中國早期的城池，絕大多數是土築，到瞭明代以後，各地的城墻才開始大規模包磚。因此在中國古代歷史的絕大多數時間裡，城池都是一副黃禿禿的模樣。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時代，我們的先民已經掌握瞭版築的技術。所謂版築，就是築墻時用兩塊木板(版)相夾，兩板之間的寬度等於墻的厚度，板外用木柱支撐住，然後在兩板之間填滿泥土，用杵築(搗)緊，築畢拆去木板木柱，即成一堵墻。
到瞭春秋戰國時代，版築的技術更是大大提高，普遍采用懸版夯築法，即用木棍穿過兩側夾板，以繩索固定取直，中間填土夯實，《詩經》中的“其繩則直，縮版以載”，說的便是這種方法。用這種版築技術築成的城墻，比以往更結實，因此可以取消舊法中兩側的護城坡，從而增加城墻的攀爬難度。當時有的城墻還采用土坯(單塊土坯尺寸約為1米×0.4米×0.2米)壘砌，上下交錯疊壓，以此提高墻體的密度和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