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8 23:04:13
其實，時下的編劇都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們往往在立意上下足瞭功夫。比如魏明倫的 《潘金蓮》揭示出造成女主人公不幸命運的社會原因;陳亞先的 《曹操與楊修》通過曹操與楊修這兩個人物的悲劇命運，試圖歸納出中國人身上普遍存在的人性弱點，統治者的忌才與有才者的清高孤傲;羅懷臻的《班昭》則告訴人們，在物欲橫流的社會中，隻有守得住清貧的人，才能做出一番大事業;鄭懷興的 《傅山進京》提出瞭這樣的觀點，社會浩然正氣源自於士人的氣節。這些 “主旨”，顯然都是現代的觀念，是流行於知識階層的觀念。也因此，負載這些主旨的劇目，往往在知識階層更容易引起共鳴。而這些立意高遠、思想深邃的劇目在普通百姓那裡的認同度卻並不怎麼高。我曾經在蘇南、浙東、閩南、晉中、川東等地，對主要在鄉村中演出的民營劇團的生存狀態進行調研，瞭解到幾乎沒有一個民營劇團演出過像 《潘金蓮》、 《曹操與楊修》這類劇目，問及原因，還是在於，這些劇目所表現的生活方式及其思想內涵離老百姓太遙遠。這裡就有一個問題：我們的戲曲編劇是不是還差瞭那麼一口氣，是不是應該蹲下身子、深入生活，否則，又如何能夠寫出直擊普羅大眾心靈、既表現傳統道德又融入現代精神的好劇呢?
從時代發展的方向來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傳統文化與現代觀念都不可能單獨地成為人們行為的絕對的指導思想。現在的情況是兩者共存並時常交鋒，待相互磨合一段時間後，必然是將兩者中適合中國國情的內容，熔鑄成一個新的既能夠推動社會前進、又能讓大多數中國人樂於接受並自覺實踐的倫理觀、道德觀與社會觀。
有鑒於此，戲曲若要和時代同步，其所表現的思想必須要同傳統文化與現代觀念相融合的進程合拍，並和融合後的新生體一致。即使所表現的仍然是傳統道德，但它們的內涵和過去相比已有瞭根本性的不同。 “忠”的對象不再是帝王、主人，而是國傢、民族和正義的事業; “孝親”的品質雖然得到贊美，但既不是董永賣身葬父、郭巨埋兒養母式的，更不是大舜任隨父母害己、薑妻忍受婆母欺凌式的，而是在人格平等、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讓老人晚年的生活無憂; “節操”是否高尚，不再以禮教的規定為標準，而是在平常之時，坐正行直，恪盡職守，在非常時刻，為瞭國傢、集體或他人的利益，勇於獻身; “義”的時代色彩就更為鮮明瞭，它完全消除瞭無原則的關羽式的 “義氣”，行義之人著力的不是顯示自己的英雄氣概與能力，而是大眾的福祉、為弱勢群體代言和與社會中不健康因素作堅決的鬥爭。
今日的戲曲雖然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危機，但作為真正的民族藝術，作為民族文化與智慧的結晶，戲曲無處不體現著我們民族的觀念與審美趣味，早已與我們這個民族建立瞭無法割舍的感情，成瞭民族生命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何增強戲曲藝術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幫助其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找到適合自己的生存之路，需要我們整個社會、特別是戲曲工作者們共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