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共產共妻”制

　　近日，一位語出驚人的經濟學教授謝作詩發出“收入低的男人可以合娶老婆”的高論，引起的爭議不斷。這位教授從中國人口比例失衡出發，提出安置中國在十年內將出現的“三千萬光棍”的解決辦法：低收入群體合夥娶老婆。這種自由主義論述立即引發爭論：左翼詬病該解決方案“默認瞭社會的不平等運作機制，把人視作商品以接受‘看不見的手’的冷漠分配機制”;而女權主義者則痛斥其“隻把女性當作工具，而忽視3000萬光棍背後的‘溺殺女嬰陋習’”。

　　“共妻制”當然不是這位謝教授發明出的解決方案。基督教所帶來的“一夫一妻制”現代文明在今天早已被封為社會秩序中的真理，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結束不逾百年的“一夫多妻制”也仍然留存在我們的歷史記憶之中。現如今聽來陌生的“共妻制”，在人類文明史上，曾有著悠久而深刻的歷史淵源，並在很多族群部落中仍然延續至今。甚至在百年內的現代政治發展進程中，它也曾是個耳熟能詳的名詞，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引發過軒然大波。這個現今被視為自由主義經濟邏輯中的“團購老婆”的言論，讓人想起瞭曾經在另一種意識形態框架下發生過的荒誕而離奇的法律案件及其後伴隨的傳播事件——“共產共妻”。

　　蘇聯時代的婦女宣傳畫

　　“從1918年5月1日起，所有17至32歲的女性應擺脫個人控制的束縛，宣佈自己為人民的公共財產。”

　　——《俄國少女及婦女公有法令》 1918年

　　這個“共妻令”在佈爾什維克政權成立之初曾掀起軒然大波——不僅僅在仍處於變革動蕩之中的蘇聯引發不小的騷動，在西方陣營中也成為一種抵制共產主義的政治武器被長期宣傳，甚至在彼時五四運動進行的如火如荼的中國，謠言也曾聳動一時，讓人們對剛剛在蘇維埃誕生的“共產主義”一度望而卻步。

　　這當然不是一個真實存在過的法令，而是歷史中著名的謠言審判案件。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不久後，一個叫做赫瓦托夫的佈店老板在莫斯科到處張貼一張告示。告示稱：

　　工人或社員們隻要持有工廠工會開具的《無產者傢庭證明》，就有權“享有”一個女人，每周3次，每次3小時。而女性“公有化”之前的“原配”丈夫仍將保留對原來妻子的“優先權”，但如果丈夫抗拒將妻子充公，那麼他將被剝奪這一“優先權”，和與其他“充公女人”發生親密行為的權利。

　　很快，這則“法令”便被發現是一場私人導演的借助共產主義而滿足一己私欲的騙局。在謊言揭穿前已經與一群人結社實踐瞭這個“法令”的佈匹店的色鬼赫瓦托夫雖在審判中從法庭獲釋，但因他盜用“共產主義”之名為革命抹黑，在獲釋後馬上被一群革命的捍衛者殺死瞭。

　　蘇聯時代的婦女宣傳畫

　　然而這個“共妻令”風波卻並未隨著法庭的審判而結束，反而成為“共產共妻”謠言的開端，它漫長的宣傳史帶來的政治風波在二十世紀之初全球范圍內影響巨大。

　　在蘇聯，雖然從未出現過關於“共產共妻”的官方文件——事實上列寧在蘇維埃剛建立時頒佈的法令確實努力將婦女從傢庭束縛中解放出來，使她們擁有完全的經濟、社會和性自主權——然而一些好色之徒卻打著共產主義的旗號以謀私利，將“公有化資產階級婦女”的行為一直實踐到上世紀三十年代。與此同時，在革命時期社會仍處動蕩之際的蘇聯，這個荒唐的法令被右翼勢力廣為利用，企圖詆毀蘇維埃政權：右翼報紙添油加醋，持續傳播這個假法令。而正逢俄國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白衛軍以佈爾什維克的名義頒發瞭大量假法令，持續煽動群眾與蘇維埃政權為敵。

　　很快，在政府的大力提倡下，蘇聯社會便經歷瞭去色情化改造，轉向瞭禁欲主義。(“人民的敵人費勁瞭心機，妄圖以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青年人的婚姻愛情觀，從而在政治上腐化蘇聯青年。”——《共青團真理報》社論 1937年)

　　在西方國傢，這個假法令也曾引發不小的紅色恐怖——1918年夏天，西方陣營的各國報紙上紛紛出現這樣的頭條：“禁止組建傢庭，佈爾什維克共妻”，“社會主義令賣淫合法化”、“蘇維埃實行群婚”，“佈爾什維克將俄羅斯丟到瞭人類文明的角落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