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思想論戰

　　第二階段發生在1997年以後，1996年，中國著名作傢韓少功帶領海南的文學刊物《天涯》改版為思想文化雜志，而後與《讀書》一起被稱為新左派的思想陣地。1997年，汪暉在《天涯》發表瞭《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以左翼批判理論反思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批評當代中國的現代性意識形態和新啟蒙主義的困境，闡述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批判思想。”此文引起國內外學界的熱烈討論，被稱為世紀末“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論戰的導火線，引發瞭世紀之交中國思想界的一場大論戰。此後，汪暉又陸續發表瞭《承認的政治、萬民法與自由主義的困境》、《“科學主義”與社會問題的幾個問題》、《關於現代性問題答問》、《“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進一步批判瞭自由主義思潮。此外，其他參與論爭的新左派代表作品還有：甘陽的《中國自由左派的由來》，韓毓海的《市場意識形態的形成與批評的困境》和《在“自由主義”姿態的背後》，王彬彬的《讀書札記：關於自由主義》，陳燕谷的《歷史的終結還是全面民主?》，曠新年的《風與旗：90年代的閱讀》等。對此，新自由主義陣營也紛紛回應。其代表性文章有朱學勤的《1998：自由主義學理的言說》和《“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徐友漁的《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評九十年代的中國“新左派”》，汪丁丁的《自由──一段腳踏實地的敘說》、《啟蒙死瞭、啟蒙萬歲!──評汪暉關於“中國問題”的敘說》，秦暉的《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當代中國“問題”》，劉軍寧的《中國問題與新左派不同的診斷》，任劍濤的《解讀“新左派”》等。

　　二、爭議焦點

　　關於“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論戰的內容，“新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均有學者作出總結，並針對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本文主要參考許紀霖的總結。

　　第一，對“現代性”的理解。“新自由主義”認為，“現代性”是西方的自由主義所代表的自由、民主、個人主義和市場經濟等普世性的價值體系和社會制度，並認為這是別無選擇的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新左派”則認為，“新自由主義”者是在用一種“歷史的終結”的目光看待“現代性”，這說明他們在全球資本主義浪潮中已經失去瞭基本的批判和反思能力瞭。中國的問題與全球資本主義問題是不可分割的，中國必須在反思西方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走一條超越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的“制度創新”的道路。

　　第二，社會經濟領域。雙方在這個問題有一定的共識，他們都承認，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出現瞭嚴重的不公正和腐敗問題，然而，他們對這些問題的根源則有分歧。“新自由主義”者認為，這些問題是經濟發展中難以避免的階段性疼痛，其癥結在於權力沒有全面退出市場，也就是所謂的“看得見的的腳”幹擾瞭“看不見的手”，因而，該問題唯一的解決途徑就是全面徹底的市場化，切實落實私人財產權，將權力逐出市場，以實現自由主義的機會平等和程序正義。而新左派認為，在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社會資源再分配中，最大的得益者是少數權貴，而平民則變成瞭被剝削的犧牲品。分配極為不公的國有資產掠奪過程，正是打著“自由經濟”和“私有產權”旗號進行的，所謂的“市場經濟”理論不過是為少數權貴瓜分和掠奪國有資產提供合法性依據而已。故而，他們指出，所謂“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不過是西方歷史中一個虛幻的神話而已，資本主義的本性就是要操控和壟斷市場。市場中所謂的機會平等遮蔽瞭實質上的不平等，要實現社會公正，唯有落實社會經濟的民主，讓底層民眾能夠參與經濟生活的決策和管理，並且在資源分配上偏向弱勢群體。

　　第三，政治領域。“新自由主義”堅信，中國目前所存在的問題，歸根究底是政治上缺乏民主憲政和現代性，特別是缺乏公民的基本自由權利，因而他們呼籲要從政治改革上著手，全面落實和保障個人的“消極自由”，特別是財產權。對於政治改革，“新左派”並不反對，但是他們對“新自由主義”者所追求的“間接民主”和“消極自由”持保留態度，他們批評這些表面平等的“消極自由”結果隻是少數權貴享受自由而已，與廣大人民群眾無關。因此，他們主張進一步落實能夠保障廣大人民廣泛參與公共生活的“積極自由”和“直接民主”，並通過國傢強有力的幹預，保證廣大人民享有普遍的生存權和福利權，真正落實自由與民主的基本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