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思想論戰

　　90年代初期，由於受到80年代末期社會運動影響，啟蒙知識分子陷入失望，政治改革也一度陷入低迷狀態，壓力彌漫著整個社會，而這正是精神和思想反思的開始。不同於政治改革的低調，市場經濟改革大刀闊斧進行，這在促進經濟繁榮的同時，也由於社會利益的分化而帶來瞭各種不同的社會問題。與此同時，中國本土的民族主義情緒在中國社會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的過程中不斷升溫，並在99年美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時一度達到頂點。

　　在此背景下，90年代中國學術界的思想格局和爭論內容也發生瞭轉變，主要體現為“新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論戰，這場論戰引起瞭國內外廣泛的關註，其主要參與者是80年代以來的啟蒙知識分子。構成新左派陣營的主要成員是：甘陽、汪暉、韓毓海、王彬彬、曠新年、崔之元、王紹光等;而新自由主義的陣營則為劉軍寧、朱學勤、徐友漁、雷頤、鄧正來、汪丁丁、李慎之等。

　　關於這場論戰本身的命名，知識界並未達成共識。由於中國自身復雜的歷史原因和對西方發達社會的憧憬，“自由主義”這個指稱本身便有一種主流意義上的天然傲慢，而“左派”則被牽扯在歷史經驗當中，即使加上“新”也未能抹除“左派”這個能指自帶的歷史偏見。即便將近20年過去瞭，知識界也已不再爭辯命名本身是否帶有“扣帽子”性質，這兩個“能指”之“所指”依然是模糊的，今日關於這兩個能指本身的“傲慢與偏見”現狀仍然很明顯。

　　大部分學者在後來的反思中直接將這場論辯稱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辯”或“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辯”，久而久之便也成瞭約定俗成。無論在西方或是中國的脈絡下，“新自由主義”與“自由主義”都有其內在區別，而綜觀整常論辯，雙方的核心分歧並不在於是否認同“自由主義”，而更多是對“市場化”等經濟領域問題所衍生出來的問題的不同意見，故而，本文將這場論辯命名為“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思想論戰”。

　　“自由主義”(Liberalism)原是以個人權利為核心政治價值的意識形態，在西方脈絡下，其具體內容也發生瞭不同的變化。而“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定義也有多種說法，其中，“美國著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在亞當·斯密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新的理論體系。該理論體系強調以市場為導向，是一個包含一系列有關全球秩序和主張貿易自由化、價值市場化、私有化觀點的理論和思想體系，其完成形態則是所謂‘華盛頓共識’。”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新自由主義”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亦日益增加，在中國的語境下，“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是將放權讓利和承包制的改革激進化，在沒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全面推進自發私有化過程，並通過立法程序將這一人為制造的階級和利益分化過程合法化。”

　　90年代關於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的論爭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90年代前期，以香港的《二十一世紀》雜志為中心，主要圍繞當時在海外的留美學者崔之元、甘陽等人的文章的論爭;第二階段則是1990年代後期以來，以海南的《天涯》雜志為中心的論爭。第二階段的論爭較之第一階段明顯規模和影響都更大，時間跨度也更長。

　　90年代初期，甘陽發表瞭《鄉土中國重建與中國文化前景》和《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那裡引發瞭激烈的批評。秦暉發表瞭《“離土不離鄉”──中國現代化的獨特模式──也談“鄉土中國重建問題”》，雷頤發表瞭《什麼是保守?誰反對民主?》，直接回應甘陽的兩篇文章。相較於甘陽，崔之元的左翼取向更為強烈，他在《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一文中，直接主張“中國的現代化應該繼承毛澤東時代的思想遺產，進行反自由主義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和非西方化的‘制度創新’。”他的思想引起瞭知識界極大的爭論，並隨即受到自由主義學者的批評。季衛東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還是新烏托邦》，鄧正來的《評“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論爭方法》，秦暉的《淮橘為枳，出局者迷：評有中國特色的“新左派”》分別在《二十一世紀》上發表，直接批評崔之元的思想。而崔亦撰文《三論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發揮“文革”中的合理因素》等文章回擊。而後，秦暉亦再次以《“制度創新”還是制度復舊?──再答崔之元先生》予以回應。這是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論爭的第一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