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8 23:08:57
像孔飛力這樣的大傢顯然不會隻做“碰巧”的事情。故事從乾隆後期開始，恰恰與他對“傳統”與“現代”的界定有關。但這種界定，由於種種原因，很難令人滿意。
老路與邪路
何謂現代/現代性(modernity)?這是一個激發瞭無數意識形態爭論的話題，像一個黑洞一樣，吞噬著許多學者的精力甚至智商。在創造瞭這一概念的西方，這一概念與經驗之間的對應關系比較清晰。但在非西方社會，“現代”界定過窄，與具體的制度與治理模式關聯過於緊密，很容易被人稱為“西方中心主義”;“現代”界定過寬或過於模糊，就很容易失去解釋力，很容易出現在遙遠的古代突然遭遇所謂“現代性特征”的“驚喜”。孔飛力真的避開瞭“現代性”這一概念中包含的陷阱嗎?
早在《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對力量》中，孔飛力就清楚地意識到這個概念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可爭議性。因此，他隻作出瞭一個“暫時假定”——所謂“現代”，就是歷史動向主要由中國社會和中國傳統以外的力量所控制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我們所看到的不僅是清王朝的衰落，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不可改變地偏離其老路，“中國的政權和社會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來瞭”(第3頁)。
在《起源》中，孔飛力同樣避免對“現代”下一個清晰的定義。他把重點放在推動一個國傢成為“現代國傢”的條件上，這些條件包括：人口的過度增長，自然資源的短缺、城市化的發展、技術革命的不斷推進，等等，但最重要的是經濟的全球化。(第2頁)具體到中國歷史中，乾隆時期“人口的過度增長”最為明顯，中國人口達到瞭有史以來的頂峰，人口與資源之間的矛盾凸顯出來。而經濟全球化的因素體現在中國在國際貿易中巨大的順差中，外來的白銀帶來通貨膨脹，進一步加大瞭民眾的生存壓力。政治上的因素則是乾隆晚期皇帝與官僚體系的腐敗。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清王朝深刻的危機，孔飛力認為不必等待列強入侵，“重大變化已呼之欲出”。(第2頁)當然，孔飛力並沒有說乾隆晚期的中國就已進入“現代”。但推動時勢發展的，正是造成“現代”的那些力量。根據《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對力量》，時勢要進一步發展到1864年的地方高度軍事化，才顯明瞭不可逆轉的態勢：王朝與地方精英——士紳之間的舊有協調機制失去再生的可能，於是政治就偏離瞭原先的軌道，傳統的老路走不通瞭，“現代”由此全面拉開帷幕。
從操作層面上說，隻要是將中國從“老路”上拉出來的變化，孔飛力都願意承認其具有現代的朝向。但是，從秦始皇到乾隆之間的“老路”究竟是什麼，孔飛力又隻給出瞭最為簡略的表述：一套王朝與地方精英——士紳之間的協調機制，這根本無法讓敏感的中國讀者信服，也讓人懷疑他的“內在視角”究竟達到瞭何種“內在”的程度。
清代的地方士紳，一方面當然具有地主的身份，但另一方面，其身份的權威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科舉制，但科舉制顯然不是從秦始皇那時候就有，而是首創於隋，唐時獲得發展，在宋時才得到大規模運用。科舉制與其他一些因素一起，促成瞭貴族的沒落和平民官僚的興起。內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說”，將宋代作為“東洋的近世”，看重的就是宋代平民文治社會的創新意義。所謂“近世”，就與更大的社會平等和社會流動聯系在一起。
溝口雄三關註個人主義與公共領域等議題，在“老路”上又看到一個斷裂：自明代中葉以後，尤其以陽明心學的出現為標志，社會流動性加大，裡甲制所代表的以人口和土地的結合為基礎的相對封閉的社區日趨瓦解，由地主主導的“鄉村再編”運動興起，其中包含瞭地主階層向專制政府要求“分權”的訴求，從而也包含瞭“近代的胚芽”。
不管內藤與溝口兩位東洋史學傢的具體觀點是否成立，也不管他們對“近世”的界定標準在多大程度上是對歐洲經驗的模仿，他們對何謂老路、何謂新路的界定卻是清晰的。而且他們是在孔飛力所認為的一以貫之的“老路”上看到變遷和創新。以他們的成果作為參照，孔飛力的所謂“內在視角”就呈現出很大的局限性——在這裡，“老路”概括既模糊又不準確，“新路”則模糊難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