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8 23:08:57
本文系章永樂先生對美國漢學傢孔飛力《中國現代國傢的起源》一書的書評，文章原標題為：從乾隆到毛澤東——讀孔飛力《中國現代國傢的起源》有感
毛澤東《讀〈封建論〉贈郭老》雲：百代都行秦政制
在孔飛力《中國現代國傢的起源》(以下簡稱《起源》)中，乾隆皇帝與毛澤東，像兩座山峰一樣，分別聳立在其歷史敘事的開端和結尾。而這本書集中處理的問題，在我看來，就是在這兩個偉大人物之間短暫而漫長的時光裡，中國的國傢在根本性議程(constitutional agenda)上的連續性——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也可以稱之為中國國傢建設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孔飛力列出瞭三個方面的議程：政治參與，政治競爭與政治控制，每個議程又包含著需要處理的內在矛盾。
孔飛力的核心觀點看起來非常謹慎和節制，他隻是試圖證明中國自18世紀末以來的國傢建設進程中存在一些具有連續性的議題。這個觀點在中國基本上不會有人反對，因為它對於中國人來說差不多就是常識的一部分。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這本書對我們中國讀者還有多少啟發意義呢?本文將對此加以探討。
連續性
大多數人都會同意，自秦始皇以來，中國的國傢建設就一直存在許多高度連續的議題。對這種連續性最好的證明人是毛澤東。毛澤東《讀〈封建論〉贈郭老》雲：“百代都行秦政制。”毛又曾在1958年北戴河協作區主任會議上就央地關系發表看法：“馬克思與秦始皇結合起來。”(後被以訛傳訛傳成“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秦始皇在此代表著“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的特征，與所謂的專制暴政並沒有必然關系。
如果毛說的“秦政”讓人覺得過於偏重孔飛力所說的“政治控制”一維，不足以證明“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上的連續性的話，那麼我不妨多花點筆墨談談後二者。按照孔飛力對“政治參與”的極其寬泛的定義(連朝廷官員的進諫都被算入“政治參與”)，那麼可以說，儒傢政治理論一直以來都是高度關註“政治參與”的，而且在宋明兩朝，儒傢士大夫的政治參與程度比清朝高得多。宋朝相權較強，許多士大夫有與皇帝“共治天下”的抱負;明朝相權雖較弱，但文官集團卻可在皇帝數十年不上朝的情況下正常運轉，在“大禮議”等事件中更是與嘉靖皇帝分庭抗禮。明朝私人講學又非常繁盛，沖擊正統儒傢教義，張居正力圖扭轉這一趨勢，終告失敗;讀書人結社議政，晚明時有東林黨、復社，聲勢尤為浩大。以復社為例，該社系張溥、張采合並江南幾十個社團而成，其成員先後共計2000多人，多數為青年士子而非在朝官員，但其清議聲勢居然大到讓在廷宰輔“竟席不敢言天下事”的地步，這是今天的微博大V們都沒有做到的事情。黃宗羲提出“學校議政”，融合政治監督與地方自治的功能，恐怕與這樣的社會背景密不可分。相比之下，乾隆之時士人的政治參與程度簡直是低得可憐，但這從一個宋人或明人的眼光來看恰恰是一種變態。因此，完全可以說，清朝之前的中國歷史能夠提供政治參與度更高的范例。
士人政治參與所引發的黨爭也常常成為王朝大疾，宋有元豐黨與元佑黨之爭，明朝晚期有東林黨與齊楚浙黨(後附閹黨)之爭，又有復社與閹黨之爭。相關鬥爭絕不僅僅限於皇帝與官僚集團內部。復社人士甚至與江南的工商業者結合發動抗稅運動，而這就關系到瞭中央的政策在地方上執行的問題。事實上，像復社這樣與江南工商業結合緊密、在地方上頗有影響力的組織，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超出瞭一般意義上的官僚體系內的朋黨，而具有瞭某種地方社會代表的色彩。然而，江南地方的抗稅造成的一個後果是，明朝無法從富庶的江南汲取財政資源來應對迫在眉睫的遼東軍事危機，而向廣大北方地區加重賦稅的結果卻是激起瞭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因此，我們不能截然否認政治派系與公共利益之間如何協調這一問題的存在。
但是，悖謬的是，明朝士人的高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並沒有帶來增強國傢能力的後果，王朝在黨爭中轟然倒塌，持續的抵抗也在黨爭中歸於失敗。而明朝亡國的案例，也就成為清朝統治者用來教育(也可以說是恐嚇)士大夫要保持謹小慎微的典型案例，並得到瞭許多士大夫的認可。在《起源》中，孔飛力也確實提到瞭清朝士大夫對“結黨”的“深惡痛絕”(第10頁)。但問題就在於，《起源》為何要從乾隆後期開始?這究竟是出於理論邏輯的內在需要呢，還是隻是碰巧因為他的研究集中在清朝中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