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8 23:08:57
孔飛力如何界定新路呢?《起源》有意識地避免設立一個過於具體的“現代國傢”的門檻，而隻給出界定“現代國傢”的幾個維度：政治參與、政治競爭與政治控制。但這三個維度上的強弱表現的不同組合，完全可以產生不同的現代國傢類型。從孔飛力所給出的暗示來看，現代中國國傢的基本特征就在於其超強的政治控制能力，乾隆與他的官員們所提防的在國傢與農民之間的中介掮客們，在毛澤東時代已經被消滅。而早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商會、各種職業公會和民間團體、工會與學生組織越來越被置於國傢的控制之下”，而在毛澤東時期，“它們或者消失，或者成為國傢管理的工具。”(第120頁)換而言之，與政治控制相比，自下而上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變得微不足道。造成這種特征的原因，是“國傢統一的需要，產生瞭建立中央集權的領導體制的要求”。(第121頁)直到今天，“中國所有的政治陣營都會同意，中央政府必須為瞭國傢的富強而發展軍事和經濟上的力量。”但是，“這種共識形成及維護的代價，是思想上逆來順受和政治上令人擺佈。”(第122頁)
看到這裡，許多敏感的讀者應該可以會心一笑瞭，因為孔飛力所提供的判斷，似乎不過是“救亡壓倒啟蒙”的學術升級版。甚至持“救亡壓倒啟蒙”觀點的學者對“封建專制傳統”的控訴，也可以在孔飛力的歷史連續性敘事中找到支持。我們可以將這種觀點概括為：中國走出“老路”，走上“邪路”，但從本質上說，“邪路”跟老路的基本特征差不太多。那麼，讀者有理由懷疑，所謂“現代”雲雲，不過是用作障眼法的學術黑話(academic jargon)而已。從乾隆到毛澤東，孔飛力所看到的連續性的內核仍不過是法國人孟德斯鳩對中華帝國“專制主義”的定論。
將“內在視角”進行到底
在我看來，“政治控制壓倒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或者“救亡壓倒啟蒙”，可以很好地表達一種價值觀或願望，但並不足以幫助我們把握當代中國政治的內在矛盾和發展動力。在寫作本文的時候，“群眾路線教育活動”正在全國各地展開，盡管其操作方式與毛澤東時代放手發動群眾的做法相比已大相徑庭。在此，我們不妨提出一個問題：孔飛力會怎麼看待中共的“群眾路線”思想與實踐?
李放春在《“地主窩”裡的清算風波——兼談北方土改中的“民主”與“壞幹部”問題》一文中曾探討過北方土改中的“先鬥幹部後鬥地主”現象。1946年中共“放手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鬥爭後，發現群眾對濫用職權、作風差的基層幹部反應激烈，不少地方出現瞭“先鬥幹部後鬥地主”的呼聲，群眾打幹部的情況也時有發生。而當時的中共中央對此並不是進行壓制，而是提出瞭在運動中改造幹部、改造黨的主張。這催生瞭開門整黨(與審幹)這一具有自我治理性質的權力實踐。從土改時期到文革結束，“開門整黨(與審幹)”一直是中共常用的落實“群眾路線”、實行自我改造的做法。而像農會、工會、婦聯、共青團這樣的群眾組織，在群眾運動中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
問題就在於我們如何認識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它們是自上而下政治控制的手段與工具，還是起到瞭不斷重建中共與其社會基礎之間政治聯系的作用?在文革之後，許多受到運動傷害的人傾向於采取第一種定性。然而，隻要把當時的群眾運動與群眾組織與21世紀開頭十年的“維穩體制”作一個對比，我們就可以看出二者的不同來。“維穩體制”依靠的是專門的官僚與軍警憲特隊伍，通過政績考核體系來實現自上而下的控制，幾乎不存在“發動群眾”的因素，很少訴諸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在“開門整黨(與審幹)”中，經常發生的是群眾運動脫離上級控制的風險。
我傾向於認為，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具有雙重性，它既具有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的維度，但也具有自下而上的向中共傳遞政治代表性的功能，二者之間哪一個維度更為突出，取決於許多因素。成功的群眾運動當然具有政治參與的意義，也具有政治競爭的意義，而在群眾運動中獲得更高政治代表性的黨，當然也就具備瞭更強的政治控制能力——魏源將擴大政治參與和增強國傢能力結合在一起的思路，無意中在中共的“群眾民主”裡得到瞭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