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8 23:08:57
晚近三十多年來，從毛澤東時代存留下來的群眾組織，多數已經變成高度科層化的專門管理機構，其積極主動聯系群眾的政治功能已經衰退。在這個時候，其自上而下進行政治控制的功能才集中體現出來。但我們不能把當下的“維穩”經驗投射到過去，認為這些組織從一開始被創造出來，就是為瞭自上而下進行控制的。
當孔飛力探討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的時候，主要參照的還是歐美自由主義-多元主義政治經驗，很難想象列寧主義政黨領導之下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因此，他的視角是高度形式主義的：既然“商會、各種職業公會和民間團體、工會與學生組織越來越被置於國傢的控制之下”，那麼，他們的政治參與和競爭功能必然萎縮(第120頁)。而這就沒有看到，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開始，中共就認識到群眾參與對自身健康運作的意義。毛澤東又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派性始終存在於政治體系之中，關鍵仍在於如何“以鬥爭求團結”。
不僅如此，出版於1990年的《叫魂》中呈現出的圖景是，在乾隆時期，那些冷靜的、按部就班的官僚，是制約統治者專權與普通民眾瘋狂的唯一力量——或許，孔飛力希望讀者在乾隆的位置上代入毛澤東。如果是這樣的話，轟轟烈烈的中國革命所產生的大量政治經驗，就被徹底地無視瞭。
然而，歷史終結瞭麼?正如裴宜理指出，對革命傳統的不斷動員是中共的獨特能力。直到今天，這種動員仍然沒有完全淡出。列寧主義政黨與政治參與、政治競爭相結合的實踐探索還在進行。研究者可以懷疑這種結合是否有光明的前景，但至少應該認識到，當下的實踐中包含瞭孔飛力所講的一切維度;否則，研究者難免會誤判形勢，把許多事實排除在自己的視野之外，於是自己所說的“內在視角”終究不過是隔靴搔癢。
餘論
對於西方讀者來說，認識到從乾隆到毛澤東的連續性或許有一定的困難，但這對於中國人從來都不是問題。最大的困難在於認識中國革命所產生的新傳統，它與乾隆時代的政治經驗以及自由主義-多元主義政治經驗之間都存在重大的差別。如果對這個傳統本身認識不清晰，當我們在回溯它的起源時，當然也就無法獲得一幅全面的圖景。
孔飛力已經盡瞭自己的最大努力，在其所處的西方世界盡可能地對中國的歷史經驗作出同情理解。對國人而言，不應寄希望於西方學者幫我們把這些問題想清楚，畢竟，總有一些經驗，是他們無法把握的。歷史還沒有終結，改革仍在持續進行。未來的願景牽引著對過去的書寫。在“中國現代國傢的起源”這一標題下，完全可以出現不同的敘事。讓我們期待新故事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