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詩人阿赫瑪托娃：紀念碑情結

　　俄羅斯民族有著為詩人樹碑立傳的傳統，詩人在其民族記憶中的地位不亞於帝王將相。所以，俄羅斯詩人也有著濃鬱的紀念碑情結。這至少是從普希金時代開始 的。1834年，建於彼得堡冬宮廣場的高27米的亞歷山大紀念石柱舉行揭幕典禮，普希金因為不願意參加，曾離開彼得堡。但是他用詩行為俄羅斯貢獻瞭另一座 紀念碑：“我為自己建立瞭一座非人工所能造的紀念碑，在人們走向那兒的路徑上，青草不再生長。它抬起那顆不肯屈服的頭顱，高聳在亞歷山大的紀念石柱之 上……”詩人的紀念碑是以自我的形象出現的，而且是一座精神上的建築。這種高貴的寄托一直延續到一百年後的阿赫瑪托娃身上。在俄羅斯詩歌的天空中，阿赫瑪 托娃與普希金的關系，是月亮和太陽的關系。但是女詩人所假設的紀念碑，除瞭繼承著普希金式的傲岸，還添加進瞭更多的苦難的材料：“假使這個國傢在將來某個 時候，想要為我建造一座紀念碑，我將答應這一盛典。但隻有一個條件——不能建立在我出生的海濱，我與自由的大海已斷絕瞭最後聯系;不能建立在皇傢花園朝夕 思慕的樹墩旁，在那兒，極度傷心的影子在尋找我;而要建造在這兒，我整整站瞭三百個小時的地方：他們怎麼都不肯為我把門閂打開……”在牢門前三百個小時的 站立，足以形成一座地獄中的塑像瞭——以沉默來示威，以靜止來抗議。這是特定歷史時期裡充滿反抗精神的紀念碑，一尊心碎的雕塑，一幅因為憤怒而變形的自畫 像;這是詩人代表作《安魂曲》裡的一個段落;這是一個無論怎麼努力也無法獲得安慰的靈魂!難怪音樂傢肖斯塔科維奇要證明它是“恐怖年代所有受害者的紀念 碑”——弱不禁風的女詩人，仿佛已成瞭眾多受害者的替身，堅守在地獄的門前。

　　災難並沒有磨損阿赫瑪托娃的美麗，反而使她更為美麗。痛 苦並沒有摧毀阿赫瑪托娃的堅定，反而使她更為堅定。這一切導致她向女神的形象靠攏——成為無限地接近繆斯的詩人。勃洛克曾為阿赫瑪托娃即興題寫瞭一首詩： 《人們說您美如天仙……》。阿赫瑪托娃解釋，她從沒有一條西班牙披巾——並在披巾上作過畫(但當時勃洛克醉心於卡門，便把自己心目中的女詩人給西班牙化 瞭)：“我當然也從未在頭上戴過紅玫瑰花。這首詩用西班牙的羅曼采洛詩節寫成並不是偶然的。”甚至他們在大劇院的後臺最後一次相見時，勃洛克還走近阿赫瑪 托娃並問：“西班牙披巾在哪兒呢?”這是她從他那裡聽到的最後一句話。可見在世人心目中，阿赫瑪托娃是一位肩披旗幟般的西班牙披巾、頭戴火焰般的紅玫瑰花 的女英雄。曼德爾施塔姆在《致卡珊德拉》一詩中提到頭巾：“親愛的卡珊德拉，你在呻吟，你在燃燒。一百年前，太陽亞力山大為何高懸，將眾人照耀?什麼時 候，在昏亂的都城，在涅瓦河岸，當西徐來人歡慶，在可惡舞會的吵鬧聲中，有人從那漂亮的頭上扯下你的頭巾……”卡珊德拉原指希望神話中特洛伊王的女兒(曾 從阿波羅處學會預言能力)，被曼德爾施塔姆用來比喻阿赫瑪托娃。詩中的“太陽亞力山大”指普希金。阿赫瑪托娃：一位蒙著頭巾的女預言傢、神的女兒與徒弟。 她首先預言自己，將有紀念碑建立在當初被粗暴拒絕的地方——代替自己繼續那固執的守望。這記載著時代的恥辱，也標志著詩人的光榮。阿赫瑪托娃在文字的建築 中獲得瞭永生。

　　我深深理解瞭俄羅斯詩人的紀念碑情結——這是他們的沉重之處，但也給他們帶來瞭榮譽感與責任感。同樣是這位被勃洛克誇 贊為“美如天仙”的阿赫瑪托娃，多年後在紀念勃洛克的晚會上，含著眼淚朗誦瞭剛創作的詩篇：“他是對的!涅瓦河，沉寂無聲，花崗巖……像座世紀之初的紀念 碑，斯人在那裡佇立——當他向普希金之傢揮幾下手告別之時，他收下瞭死神的倦意，一如接受不應得的安謐。”也許這是所有偉大詩人的共同歸宿。從普希金以 前，一直到阿赫瑪托娃以後，詩人們以血肉之軀構築的形形色色的紀念碑無以計數，但所有紀念碑其實是同一座紀念碑——是同一座紀念碑的反映與化身。這些追求 永恒、以致把生命都看做瞬間的詩人們!這些在喧囂的心靈世界騰出一塊空地的孜孜不倦的建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