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8 23:21:05
《孟子》一書中有關孔子著《春秋》說的話應該是最為驚人的，因為孟子說得太突兀，又是那麼絕對，使後代的人不能不奉若定論，而孔子至孟子二百多年之間隻有這兩句話來奠定《春秋》的權威，不亦過乎?
《春秋》之書果再見，距孟子之世又百餘年，這一回話就多瞭。到瞭“太史公”，話又多瞭些：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於今稱則之……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前104)，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史記·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今五百歲，這句話多瞭近二百年!太史公會這麼寫麼?不會的。但如果換上“劉歆曰”，五百年的數目就將近對瞭!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史記·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是傑出的史傢，寫瞭第一部中國通史，建立瞭第一個寫史的模式，寫瞭第一本中外交通史，第一部禮、樂、律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準書，他的功勞是大的，但在這一段自述中，他不知不覺指出瞭兩點：一、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五百歲而有司馬遷。司馬遷自己與周公、孔子並論，有點周公、孔子既歿，文不在茲乎的味道。如果說，孔子論《詩》、《書》，那麼司馬遷論的更博大，天上、地下、人間，《史記》沒有不論的;如果說孔子作《春秋》，那麼司馬遷作《史記》，兩部歷史書，明眼的人一看即知孰輕孰重，自比孔子周公的司馬遷言不為過吧!二、但司馬遷卻以為，他的史書可以與《春秋》相比，甚至“繼”《春秋》，正因為《春秋》也是一部史書!《春秋》貶損，《史記》何嘗不貶損，任何史書又何嘗不貶損，其實有歷史書就有貶損，這是歷史傢想不貶損也辦不到的事。那麼，《春秋》就不是一部素王書而是一部歷史書瞭。
司馬遷說到《春秋》的著作年代比較確切：“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史記·太史公自序》。那是在孔子六十至六十三歲，《春秋》雖是一部簡而又簡的編年史，在那個時代，除非是手頭有一大堆圖書，或近陳、蔡國傢史館，編纂隱公以下二百四十二年的史就好像不大可能，我們相信更可能是孔子自衛返魯以後，在魯國對魯史的編纂是近水樓臺。但司馬遷說瞭，姑存之。 司馬遷的自序對於《春秋》的性質的肯定有兩個來源：一於父，一於董仲舒。司馬談曾在不能參與漢天子始建漢傢之封、臨終時對兒子說：“……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稱則之……”而對《春秋》最為肯定其價值是下面的一番話：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餘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國亡，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裡。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世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史記·太史公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