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20 20:44:58
韓：那就是往馬爾薩斯與尼采所說的那條道上走瞭。而明清的中國當然不可能往那條路上走，簡單地說就是因為那條路太變態瞭。鴉片戰爭之前，明清中國沒有淪落到要靠向全社會課以重稅才能混下去的地步，更沒有混到除非發行國債才能應付危機的地步。戰爭國債之發展之路，首先是西班牙對荷蘭的戰爭當中形成的。西班牙從美洲找來瞭白銀，那時的西班牙，還是個阿拉伯與天主教混雜的世界。天主教在西班牙站住腳，首先是在與阿拉伯勢力的戰爭中獲得勝利。為鞏固自己，又發動瞭一系列對異教徒――特別是新教徒的戰爭。它向商人借錢，抵押就是美州，熱那亞商人最早瞭發明債券。它也知道國王還不起，於是要求還利息就行，利息越來越高。債券就可以交易瞭。大規模債券經營是從荷蘭阿姆斯特丹銀行開始的，銀行是發鈔、發債的，這與票號根本不同，票號有的是準備金，銀子有時還借不出去呢。但銀行發的是信用。準備金可以很少。是新教對抗天主教的戰爭籌資形成瞭世界第一傢銀行。隨之而來的英格蘭銀行也是在炮火中形成的。歐洲1500年以後經歷瞭曠日持久的戰爭，200個國傢最後打成瞭幾十個。再看明清這兩朝，基本沒有大戰爭。和平造成國傢動員軍事的力量很差，財政動員能力很差，工商業既不是國傢征稅的主要對象，更不是國傢公共服務的主要對象，皇帝與商人當然形不成契約關系。
三、國衰則晉商衰，國傢能力是第一位的
孫：最先進的最後反而最落後，頗有風水輪流轉之感啊。
韓：從1500年到工業革命之後很長一段時期（1500－1850）之間，所謂中國之先進，是生產與貿易的先進，而西方之先進，是稅收體制和國傢信用制度之先進。最先進變成最落後，根源並不在市場、生產和貿易，金融的落後顯而易見。還有政治制度。王安石說：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有法而莫能守。這是至理名言。中國的問題是，唐朝以前，中國基層事務采取的是行政基層承包制，包給瞭吏，一個縣官下面幾百個吏，事務都交他們。吏不拿國傢工資，就自己找錢。吏就變成一個階層瞭。明朝時更可怕，正式官員工資很低，赴任的盤纏都成問題，幹活沒有積極性，所有的事務吏都替他辦瞭。所以就變成“官無封建，吏有封建。”明清體制，國傢稅收有定額，名義上收得很少，但吏在征收的時候中飽私囊很多，基本上是每征稅一兩，吏拿三兩，結果是國傢很窮，沒有能力，吏反而很闊氣，地方勢力大得很。一盤散沙、腐敗，就是這麼造成的。
孫：說到底，晉商之衰和中國之衰有密切關聯。但我仍然有疑問，如今其實是個西方資本主義運行並影響世界的一個局面。而“新左”一直在質疑西方建立初起的合法性，反思歐洲文明的本質，但是因此對它幾百年來所建立起來的價值觀與理論體系，都認為不可取嗎？
韓：說西方是純粹的資本主義體制，這首先就不正確，因為這不是事實。今天的瑞典、挪威都是民主社會主義體制，不是資本主義體制。整個歐盟的社會主義色彩都是非常突出的。在這裡，我可以最簡捷地說明一下什麼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把利潤作為唯一的追求目標，而社會主義把社會滿足程度、社會團結當作追求目標，實際上，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把利潤當作唯一的追求目標，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一個社會是純粹建立在市場之上的，用經濟學術語說，沒有一個社會可以不考慮市場所造成的外部性問題，所謂外部性就是市場的社會成本，既有正面的成本，也有負面的成本，一個成熟的社會，就是要強化市場經濟的正面的社會效應，而把負面效應壓到最低。美國憲法中，把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權力作為基本人權，而不是把追求私有財產當作人權，這就是把社會滿足程度而不是追求利潤當作憲政的目標，今天的奧巴馬經常被說成是社會主義者，就是因為他把美國社會的滿意度，而不是GDP、把企業利潤當作執政目標，這個理念的來源，正如他所說，恰恰就是美國憲法。
所謂的“新左派”，我所知道的是這樣一些學者，第一，他們在改革開放初期留學歐美，很多人獲得瞭歐美大學的終身教職，或者曾經在歐美或日本的著名大學任教，真正瞭解歐美是怎麼一回事，第二，他們放棄瞭在歐美的優厚待遇，舉傢回國，他們深深地愛著自己的國傢和人民。第三，他們是科學發展觀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我可以舉兩個例子，一個是我的同事，北京大學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李玲教授，她是一位傑出女性，是我們國傢醫改領導小組首席專傢。一位是清華大學崔之元教授。我始終為自己能夠躋身於“新左派”這樣一個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學術報國的優秀群體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