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5 21:30:50
回國後，在朝鮮對外文化交流協會的安排下，1959年冬天，何文俊作為團長再度赴朝。在20天的訪問裡，何文俊們被安排與朝鮮國立藝術團住在一起，大傢互相交換補給品，何文俊用1聽果醬、2聽肉罐頭換瞭朝方1罐泡菜。活動結束時，朝鮮藝術傢為瞭紀念與何文俊的這段友誼，贈予他一幅親手制作的貝殼畫。如今，這幅貝殼畫被他捐贈給瞭紀念館。
那次，何文俊在朝鮮買回來許多東西，基本都捐給瞭這裡。他留給自己惟一的“赴朝紀念品”，是當年打仗時從楓樹上摘下來的一片紅葉，“我一直把它夾在書裡”。
同樣捐獻瞭不少戰時物品的83歲老戰士陳浩泉說：“這些記憶不是我一個人的，我希望捐出來讓更多人看到，有現實教育意義。”陳浩泉1950年赴朝時是鐵道兵，1953年因腰部負傷回國治療，此後長期擔任黨宣和青年工作。前兩年老伴去世後，他無償騰出瞭位於市中心一室一廳的老公房，作為聯絡組的活動場地。對於永福園投資6000萬造志願軍廣場和紀念館，陳浩泉“從心底裡感激”：“我感覺我們的第二、第三代對朝鮮戰爭知道得太少，我們這些人走瞭以後，誰還記得?”
說起為什麼要投資建設這座沒有經濟回報的紀念館，永福園董事長徐渭嶽坦言，緣起於1989年一位買墓人的“控訴”：一位傢境貧寒的奉賢婦女因買不起墓地，大罵殯葬行業暴利無情。她的幾個子女告訴徐渭嶽，在他們幼年時，父親為保傢衛國犧牲在瞭朝鮮，母親年輕守寡，含辛茹苦帶大他們。徐渭嶽後來得知，原來這名婦女是志願軍戰士畢福祥烈士的遺孀。
同樣的情況徐渭嶽又碰到瞭三四次，同是奉賢人的他專門前往位於遼寧丹東的抗美援朝志願軍紀念館查閱資料，發現全國出兵的240萬人中，有18680人來自上海，且多是奉賢、南匯一帶的“阿拉兵”。在犧牲的183108名烈士中，上海籍有1634人。
“我能為這些老戰士做些什麼?”從丹東回來，徐渭嶽一直在尋找機會，直至去年條件成熟後，籌備多年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紀念館終於奠基。今年3月，這座上海惟一全面反映抗美援朝歷史的專題紀念館建成，展出瞭通過老戰士捐獻等多種途徑籌得的歷史照片500餘幅、珍貴歷史文物200多件。
走在如同抗美援朝時期上甘嶺坑道一樣的展館，見到熟悉的印有“最可愛的人”的搪瓷水杯、行軍鋪蓋、軍裝、獎章，看著30分鐘的戰爭紀實片，安傳培眼眶泛紅。“回傢以後，我要把當時的戰爭物品找出來，捐到這裡。”安傳培告訴女兒，聽說幾位志願軍老戰士特地重新來這裡買墓，“我也要‘搬’來和戰友們在一起，這是我們最後的陪伴。”
“戰友的力量”煥新生
從志願軍紀念廣場返傢當晚，安傳培的老伴打開一個上鎖的抽屜，把安傳培軍裝上的獎章一個個取下，歸攏在一個老舊的信封中。安傳培饒有興致地打開另一個信封，裡面是戰友們在朝作戰時期拍攝的照片。這些照片都是從朝鮮歸來後，戰友們寄給他的。櫃子的一角有一本紅皮日記本，紙張已經泛黃，第一頁上寫著“回憶錄”三個大字，下面則寫瞭十來個標題，“跨過鴨綠江”、“炮火連天迎國慶”、“第一次戰鬥”……
看著這些標題，安傳培好似打開瞭記憶的洪閘。他點著“智擒敵特”一節說，那次他護送8名掉隊傷員去營部，路上遇到一個號稱買藥的朝鮮人，同行時，這人總在伺機打聽部隊的番號，引起瞭他的警覺。他表面上熱絡地與這人聊天，營部在東就說在西，上午行軍就說下午出發，就這樣混淆視聽地邊走邊聊瞭兩三個小時。接近營部時，他讓一個輕傷士兵假裝肚子不適去方便，實則跑去營部報告，很快幾個精壯的戰士沖出來擒獲瞭這個敵特。在營部領導的審訊下，敵特很快就招供瞭。他裝作買藥的那桿小秤，就作為戰利品獎給瞭立功的安傳培。“就是這個，”安傳培從抽屜中取出一卷紗佈，展開後便見一桿幹凈如新的小秤。
他又指著“一封未寫完的情書”一節告訴傢人，自己曾親眼看到一名重傷的戰友從前線被救下，當時那位戰友隻能趴在擔架上，卻堅持給遠在上海的女友寫情書，可惜還沒寫完就犧牲瞭。安傳培說：“雖然我與他僅有一面之緣，但到現在還記得他的名字，叫朱伯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