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5 21:32:42
從清廷對待張格爾叛亂所采取的舉措可以看出其基本方針是妥協退讓的，統治者是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來處理外交關系的，這就為近代中國引發瞭更多的邊釁。尤其是清末統治者往往為瞭求得邊境的安寧而放棄對邊境的開發和管理。應該說，客觀上的國勢衰微與主觀上的妥協退讓將近代中國推向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張格爾叛亂顯示瞭清朝中期以後諸多社會矛盾的交織：清政府內無治國良策，外無禦敵之兵，卻盲目自大，對邊疆危機認識不足。面對來自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制定不出切實有效的守邊之策，處置失當，付出瞭慘痛代價。
張格爾叛亂是發生在18世紀初的一次邊疆危機。這次危機雖然讓清朝付出瞭沉重的代價，
同時也促使瞭清政府內部有識之士對邊疆問題的進行深入的認識與思考，並推動瞭清朝在西北邊疆推行瞭一些行之有效的舉措。
其一，建立有效的行政機構，強化中央對邊疆的有效控制。張格爾叛亂之後，如何安置西四城成為朝野關註的重點。因為西藏在土司制度的管理下取得瞭一定的成效，部分官員建議仿土司分封制統治西四城。但在眾列強環伺天山南部的情況下，這一措施無疑是將西四城拱手讓人。玉麟認為“西四城為東道藩籬，南八城為西陲保障，即前後藏及西北沿邊蒙古番子部落皆賴以鞏固。若西四城不設官兵，僅令回人守土，誠恐回性無恒，又最畏佈魯特強橫，轉瞬即為外夷所有，則阿克蘇又將為極邊矣。”“以形勢論，唇亡則齒寒;以地利論，喀什噶爾、葉爾羌、和田三處為回疆殷實之區。”因此以玉麟為首的官員主張堅守天山南部諸城。道光帝在權衡利弊之後否定瞭土司分封的意見，而將西四城置於清廷的直接管轄之下，向西四城加派官吏、增加駐軍、調整軍事部署。這些措施較以前更為有效地保持鞏固瞭西四城的安定，維護瞭西北邊疆的安全，無疑是正確的。但清廷在西四城的改革並不徹底，如仍舊實行軍府制、伯克制，仍將西四城及天山北部廣大邊疆地區視為內地屏障與藩籬，而未將天山南北看作與內地諸省同等重要的行政區域，沒有強化對此地區的有效行政管理。
值得註意的是此時就有人提出瞭徹底解決新疆問題及新疆建省的建議，那就是龔自珍。他認識到西北邊疆在國傢安全中的重要作用，於1821、1829年分別寫成瞭《西域置行省議》和《禦試安邊綏遠疏》兩篇政論文章，強調新疆建省和廢除伯克制的必要性。他的建議指出瞭解決新疆問題的方向，在當時有識之士中引起瞭共鳴，魏源、左宗棠也紛紛主張新疆改設行省。這一措施雖未被采納，但它適應瞭當時的形勢，顯露出朝廷中有識之士管理新疆問題的戰略眼光。時隔五十年，在清廷平定阿古柏入侵勢力後,新疆建省終於得以實現。
其二，整飭吏治，註重民心，采取正確的民族政策。張格爾叛亂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不可否認它是在外國殖民勢力支持下發生的，甚至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外國殖民勢力的扶助。但是這並非是這場叛亂發生、持續的惟一原因。新疆遠離清廷統治中心，居民且多為少數民族，“回戶賴其休息，仰朝使如天人”。這種環境使得清廷在新疆的統治無法受到嚴格的監督，往往產生官紳勾結的現象。在《西域聞見錄》中曾記載：“喀什噶爾歲斂普爾錢八九千緡，葉爾羌歲斂普爾錢萬餘緡，和田歲斂普爾錢四五千緡，又土產、氈裘、金玉、緞佈賦外之賦，索需稱是，皆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之二奉辦事大臣。”從這段史料可以看出新疆各級官員搜刮百姓的程度，百姓深受其苦已到瞭官逼民反的境地。官員的淫虐和索取無度引起瞭回民的憤恨，反清呼聲越來越高，而張格爾恰巧利用瞭這一時機，宣傳自己施仁政從而騙取民心，為其叛亂做好瞭準備。一面是清廷官員無情的剝削，另一面是和卓貴族“熱情”的允諾,煽動之下，民眾的心便倒向瞭和卓貴族一邊。因此張格爾所率的叛軍在南疆時，“內地回戶多為其耳目，官兵往捕輒遁”，給清軍討伐叛逆帶來瞭很大的困難，以致在平定叛亂時不得不實行安撫政策。面對張格爾叛軍的暴虐統治，清朝的安撫政策逐漸起到瞭作用，各佈魯特前來投誠。這才使得叛軍的實力大大削弱，為徹底平定叛亂創造瞭條件。
新疆是少數民族聚居之地，存在同一民族跨國而居的現象。清朝初期，為處理好與少數民族的關系，統治者吸取歷代的經驗，制定瞭“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民族政策，對於快速建立起清朝在新疆的統治、保持邊疆的基本穩定起瞭積極的作用。張格爾叛亂平定後，清朝又采取瞭一些安撫民心的舉措。那彥成在處理善後事宜時，先收撫瞭原來逃亡、服從浩罕的佈魯特以削弱浩罕的勢力;又與位於浩罕西南、一向與浩罕為仇的達爾瓦斯部佈魯特取得聯系，形成對浩罕的兩面夾攻之勢。各佈魯特回歸清朝之後，“那彥成又將卡外實在出力的佈魯特18部43頭人，分別勞績資格酌定自二品至五品頂翎。”對他們予以獎賞。這些措施在短時間內起瞭積極的作用，但是由於道光帝的反對，這些措施沒有完全地實行下去。道光九年，統治者以“國傢無此政體”為由將此措施完全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