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09 21:37:15
在政治上，蘇東坡亦是如此。1092年5月，在他任杭州太守時，杭州一代大雨滂沱，多日不止，造成水庫崩裂，稻田被水淹沒，豐收的期盼眼見著化為瞭泡影。然而當地的其他官員都於災情都一言不發，紛紛奏報豐收有望。
此種情況隻有蘇東坡站瞭出來，他知道饑荒即將來臨，一方面開始存糧，一方面上表朝廷，陳述實情，籲請急速設法。半年之內上表七次。然而官僚辦事效率的低下，使蘇東坡最終還是未能成功，事情還未完成便被調走瞭，結果1901年五谷歉收，造成瞭嚴重的饑荒。
待人“真純”往往被認為不太懂得人情世故。蘇東坡把人人當好人，還好有他的妻子王弗照管他。蘇東坡做瞭官以後傢裡邊經常來朋友拜訪他。王弗就經常躲在這個屏風後邊兒細細地聽。有一天一個來訪者走瞭，王弗從這個屏風後面出來就跟他說：“你費那麼多功夫跟他說話幹什麼？他隻是留心聽你要說什麼，好說話迎合你的意思。”這件事情不僅表現出蘇東坡妻子的智慧精明，同時也表現出他自己待人接物方面的“不成熟”。這方面蘇東坡或許永遠也無法成熟起來，因為那正是他人格中“真純”的一面，無法改變。
四
周國平評價蘇東坡說：“讀所東坡豪邁奔放的詩詞文章，你簡直想不到他有如此坎坷艱難的一生。”正是因為蘇東坡人格中那豁達樂觀的一面，他的詩文自然清新，奔放靈動，豪放不羈。同時他也把這種豪放之風吹入瞭詞中，大大擴寬瞭詞的題材。在“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英雄人物”背後，是詩人廣袤千裡的豁達胸襟。
《蘇》中評價他說：“他的一生是載歌載舞，深得其樂，憂患來臨，一笑置之。”
當他被貶官黃州時，朝雲生瞭—個兒子讓他題詩，他嬉戲道：“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生，惟願孩子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後來蘇東坡被貶謫到中國本土之外的瓊崖海島，當地無醫無藥，他告訴朋友說：“每念京城無數人喪生於醫師之手，予頗自慶幸。”
當蘇東坡到瞭黃州，失去瞭薪俸，成瞭個農民，又帶著一傢老小十數口，他生活期非常簡樸，開始緊緊縮編地過日子。他把錢藏在瓦罐中，每天隻能取出—百五十文，然後立刻格瓦罐收在天花板上。另外他還準備瞭—個大竹筒，存放剩餘的零錢以備招待意外的訪客。面對境遇的陡落，蘇東坡心中自然也苦悶難當，但是他移情於物，耕作田間，自得其樂。正如他所說的：“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盡，用之無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蘇》中寫道：“蘇東坡過得快樂，無所畏懼，像一陣清風度過瞭一生。”真是評價得再恰當不過瞭。
五
蘇東坡具有以儒學體系為根本的人生思想，但仕途的坎坷又使他充滿出世與入世的矛盾，又由於浸染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而形成“外儒內道”的作風，最後成為瞭蘇東坡性格中的超脫。
《蘇》中寫道：“蘇東坡這種解脫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變化，這種變化遂表現在他的寫作上。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詼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我想，這便是蘇東坡的超脫。
蘇東坡一直以陶淵明自比，享受安閑的田園之樂。他也從佛教和道教中汲取精華，構成自己的人生觀。他雖未入教，但卻從宗教的哲學中獲得瞭超脫的快樂。所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就是這樣吧！
蘇東坡經歷瞭“烏臺詩案”之後感受到生命猶如趴在旋轉的磨盤上的螻蟻，又如旋風中的羽毛。他為瞭尋求心靈的安寧而開始轉向宗教。蘇東坡在《安國寺記》中寫道：“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凈，染污自落，表裡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
他的“一蓑煙雨任平生”，他的“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他的“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唱黃雞”不都是他對痛苦的超越和人生的領悟麼？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鴻飛哪復計東西。”《蘇》中有一段話是這首詩最好的註解：“這一生，他隻是永恒在剎那顯現間的一個微粒，他究竟是哪一個微粒，又何關乎重要？所以生命畢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盡情享受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