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文/吱唔

讀《全球通史》、讀《萬歷十五年》、讀《中國大歷史》、讀《中國哲學簡史》……當空間的局限讓我暫不能遠遊，在時光的長河裡遊歷便成瞭眼下最誘人的選擇。也許是一種緣份，當按順序陸續讀完這些“史”書後，我在最後卻用一本哲學著作收尾。這讓我不必沉溺於饒有趣味的歷史事件，而是在想，蕩蕩長河——一片土地也好、一個王朝也好、一個宗室也好、一個人也好，究竟是自己左右著自己的命運還是有更強大的力量在支配著呢？

如果土地能夠支配自己，為什麼每每連逢災年便幾乎必然引來戰火？如果王朝能夠支配自己，為什麼年紀輕輕的萬歷皇帝負氣地向整個文官集團罷工？如果宗室能夠支配自己，為什麼總有貴胄凋零流配？如果一個人能夠支配自己，為什麼總難免顛沛流離難得其所？許多人便在宿命論裡去找尋答案。而以“命”為題，也似乎成為隱而不宣卻又膾炙人口的玄學精要。易學、相學、占星術，從古至今無數人想要識破命數的規律，亦有不少著作留世，各傢起點大致卻角度不同，便各自追索，愈行愈遠。即便是中國古代諸子，又何嘗不是如此。大傢同時生活在以農業經濟和農村社會為基礎，性質大致相仿的土地上，卻各自遠遊，以不同的人生態度發展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學說。道傢修仙、儒傢成士、墨傢行俠、名傢善辯、陰陽方士、法傢述法。各傢幾乎是從同一個物質和時代基礎出發，也人各殊途，而同歸之日則遙遙難期。

在這各條殊途中，我想儒傢和道傢，最直接地關註“命”。而命，對於他們來說，無非是解答人生在世，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問題。在我粗陋的見識裡，道傢多半是從那兒來，到那兒去的；而儒傢則更多是從那兒來，到這兒去。前者將自然的力量奉為唯一，為人出世，不與自然力量相爭，而追求與它的完整的、純潔的、沒有間隙的契合與統一。隻是世間，真正安心出世的人恐怕不多，更多的人是在求而不得之後，被迫出世，被迫回歸到尋找與自然完整結合生命軌道上去。隻是這樣的回歸本身就失去瞭純潔性。於是，大多“出世”便衍生出茫然無解的“宿命”論瞭罷。而後者，歷代的儒士們，活在與自然力量的爭與不爭之間，將人，尤其是人內在的自然欲望視為最險惡的敵人（程朱理學更是如此）。但儒士們，乃至於此後中國千千萬萬的知識份子們，仍然追求著與自然力量有距離的、有區別的、有限度的統一。就像是今天不斷湧現在微博上的心靈雞湯，“命運”二字的曝光率非常高。與之搭配的謂語常常是“認識”、“抗爭”、“突破”以及“改變”。雖然在新的語境下，有瞭新的詞匯去解釋和包裝，但這與古代儒士們對自然力量或是對命運有距離的、有區別的、有限度的追求異曲同工。

那對於我們大多數並無仙骨的凡胎來說，究竟該如何思考和認識命運呢？我想歷史中有答案。《全球通史》中，研究瞭地理環境和氣候環境與歷史上多次影響力較大的戰爭的關系。那些看似偶然的歷史事件背後，卻有著來自地理和氣候環境的必然因素。地理和氣候是我們這個星球46億年形成的性格，它成瞭歷史的命格。人類的出現不過區區幾百萬年，文明的發展和繁衍又不過數千年而已。千年之內再多的變化，與46億年形成的格局，必然微不足道，卻又千絲萬屢。而人，罕有活過百年。區區幾十年的生命，來自環境的局限何其強大？它不僅來自於地理環境的局限，也來自於地理環境上衍生出來的經濟環境、人文環境和制度環境。黃仁宇的幾本著作無不強調著，一個王朝看似偶然的制度選擇，其實不過是歷史大環境的選擇，而歷史大環境也不過是地理環境的發展和衍生罷瞭。人類社會從這個星球上誕生，也就在這個星球的星辰流轉間，亦步亦趨地向宇宙深出前進。

回到我們個體，追求與自然力量完整、純潔、沒有間隙的統一並不是最廣泛可行的選擇，那麼認識局限性便成瞭識命的落腳點。要認識局限，便要認真的對面我們是“從哪裡來”？從具有哪種地理性質的土地上來；從具備怎樣經濟基礎的社會上來；從擁有何種條件和背景的傢庭中來。認識和坦承“從哪裡來”，就是要認識“來處”所具有的不同局限性，從而有機會去找尋突破局限性的方法，並在所局限的范圍之內，找尋事物的普遍規律，用對力、使對勁，完成與自然力量乃至於一切外在力量的統一。但認識“來處”僅僅是起點而已，人生短暫而恒久的命題更在於“到哪裡去”。如果將命運比作一條蕩蕩東去的長河，人生就像是這條長河上的一葉扁舟。也許最終的芊芊葉舟的歸宿早有定論——東去，但人生在世的意義並不是就這樣“宿命”、“認命”和隨波逐流。至少我們還能夠在這一路航程中，選擇到哪些港口停靠、欣賞哪些兩岸的風景、亦或是幫助一同東去的旅伴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