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邊溝故事

心中的惡狼被放出來後，揭發整人相較之下已經顯得“文明”瞭，因為還有更為直接的肉體折磨。高爾泰《尋找傢園》裡有一段話描述綁人的慘象：

我至今弄不明白的是，那些爭著執行捆綁任務的勞教人員，都沒有受過這方面的訓練，大都是文職人員，何況都已經餓得半死，怎麼就那麼懂行，那麼熟練，那麼動作敏捷力氣大？繩子竟然勒得陷進他的肉裡，立即就滲出瞭鮮紅的血。血冉冉地浸透瞭繩子，也浸透瞭繩子周邊的衣服。以致後來解去繩子剝下衣服，腫脹青紫的兩臂和手背都冉冉變成瞭灰白色。他像小孩一樣，不停地哭，幸虧農場的醫生（也是勞教人員）夠水平，沒讓肌肉壞死，幾個星期以後，他終於開始康復。

這裡描述的綁人情景，就發生在夾邊溝。為什麼勞教人員如此賣力地執行任務？因為他們要表現自己，爭取早日摘掉右派的帽子。大傢都是被錯劃的右派，都明白彼此的冤屈，為何為難難友？何況大傢都是知識分子，卻將暴虐的天性傾瀉在同類身上。

綁人的指令來自勞教幹部，一群負責管理勞教人員的幹部。幹部們大多對犯人督責甚嚴，很少顧惜他們的身體。據一些夾邊溝幸存者回憶，他們之所以長期又累又餓以致餓死很多人，這些幹部負有直接責任。不知道是什麼賦予瞭管人者對被管者無情對待甚至生殺予奪的大權，也許自古以來就是如此，仿佛被管的人根本沒有基本的人權，而這些管人者也從來對所謂人道不屑一顧。電影《死亡實驗》描述瞭一個駭人聽聞的實驗，在這個實驗裡，一群暫時扮演獄警的普通人，漸漸發現自己真正擁有“管教”同為普通人暫時扮演的犯人的權力時，開始行使自己的“權力”，虐待犯人。這部電影直指人性在權力面前的異化：當人發現自己對其他人擁有絕對權力的時候，此前習以為常的平等尊重變得極為脆弱，取而代之的是作威作福，甚至隻要稍不順眼便立即施暴。這部電影所揭示的人性之惡，在中國的那個時代相當普遍。

人，忽然變得兇暴起來。小說《陸犯焉識》的主人公陸焉識，本來是個極溫文的文人，也會在管教幹部令人煩惡的動作裡清晰捕捉到自己心頭的兇暴閃念。夾邊溝沒有發生暴動，不知道是這些右派分子的悲哀還是福氣。兇暴念頭沒有轉化為暴力行動，但是害人的浪潮沒有平息。最常見的是揭發，揭發別人幹活偷懶，借口大便蹲著休息，揭發別人言語中反黨的蛛絲馬跡，揭發別人糧食來源不明。有人吃的分明是野外撿來的死兔子肉，卻被揭發誣陷為吃人肉，根本無從分辨，立即遭到殘酷的綁縛折磨。夾邊溝勞教農場存在瞭三年多，這三年多的時間裡極少有人通過積極揭發別人表現自己而摘掉瞭右派的帽子，揭發的風氣卻不曾稍有改變。

不起心害人已經是難得的品質。但是依舊需要活下去。怎麼辦？糧食供應量過少，一些人隻好選擇偷。有一位夾邊溝的幸存者，別人問他夾邊溝死瞭那麼多人，你是怎麼活下來的？他答，我是賊骨頭，到處偷東西吃。偷倉庫裡的糧食，偷食堂裡的饃饃面餅，偷地裡的小麥，甚至偷勞教幹部房間裡的大餅。他終於沒有被餓死，他活瞭下來。對他來說，夾邊溝這個人間地獄裡，隻有一個主題：生。其他任何東西，都沒有意義。所謂道德，也許隻能評判基本生存需要得到瞭滿足的人。在那樣的慘酷年代，生的意志或許更加令人敬佩。我們的古人說：“天地之大德曰生。”但是，人活著如果隻是為瞭活著，那麼他為瞭活著的奮鬥是暴露瞭人的卑微可憐，還是彰顯瞭生的偉大？

有些人不肯偷，隻能尋找任何能吃的東西充饑。一位夾邊溝幸存者講述瞭他和他的朋友的故事：一次農場派出八個犯人運糧食，他們九個人（加上開車的司機）偷偷煮瞭一麻袋一百六十斤洋芋，一次全部吃光瞭。回來後他上吐下瀉，他的朋友——一位老工程師——照料他，用臉盆接下他的嘔吐物和排泄物。他的身體漸漸恢復。第二天下午，他無意中看到他的這位工程師朋友一個人趴在房頂上。出於好奇他爬上去一看，這位儒雅的工程師正在晾曬他昨天的嘔吐物和排泄物，從裡面揀出指頭大小的洋芋疙瘩往嘴裡塞。他驚呆瞭。幾秒鐘之後他幾步上前踢飛瞭工程師那些東西。工程師的嗓子眼裡發出瞭一聲撕心裂肺的尖利嘯聲：啊——他之所以踢飛工程師的“食物”，是因為他認為這不是人能吃的東西，那樣的污穢物隻有豬狗才會吃。這是一個令人揪心的故事。生與尊嚴，孰輕孰重？夾邊溝裡的人們本來就過著豬狗不如的生活，吃那些污穢物算是對自己的侮辱嗎？更重要的是，在生與尊嚴之間，旁人能替當事人做出取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