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傢書》之於我

文/Henry

我從高中時代開始聽古典音樂，到現在有十幾年瞭。說來《傅雷傢書》對我是再熟悉不過瞭，那時天天在中國古典音樂論壇泡著，聽眾人談論音樂會、唱片、藝術傢，聊中西文化比較，自然對傅雷和他的音樂評論不會陌生。那是我出國後思想和精神層面的成長最重要、給我烙印最深的時期，也是一斷無憂無慮其樂融融的時光，但我始終從未對這本書和這個人寫過什麼東西，也許是因為接觸的很多，傢常便飯瞭，反而不太在意。感謝多年以後的這次讀書會[1]，讓我終於有機會能坐下來聊聊我對這本書的認識瞭。

這本《傢書》對中國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樂迷來說，幾乎無人不曉，正巧這批人也是文革結束後的第一代大學生和知識分子，西方文化陣陣飄香般從漸漸敞開的傢門外傳進來，使很多精神饑渴的年青人真正地心動瞭一把，陶醉瞭一把。拋開那些在今天看來苛刻的教子觀念不談，對大多數樂迷來說，這本《傢書》裡最有價值的地方可能是他們父子間對藝術的真誠交流。傅雷對眾多音樂傢和音樂作品的見解，在我們看來，是可以拿來與作品對照著聽、對照著讀的，也因此，它可以作為很好的藝術啟蒙讀物。我現在看傅雷當年的一些議論，其實並不比一些資深樂迷見解更獨到更深刻，傅雷的評論也隻是一傢之言。即便如此，我們應該明白，在那個瘋狂的年代，全中國還有那麼一個傢庭對藝術尤其是西方藝術有如此的執著和熱情，還有那樣的傢長那麼在乎子女精神世界的成長，這件事在今天看來是多麼不可思議，多麼難得。正如陳丹青會感慨，現在恐怕很難找到“那樣的傢長給子女寫那樣的傢書瞭。”

如mhh所說，傅聰很少給父親回信，她提出瞭兩個客觀原因，這些都很有道理。我個人覺得還有一個原因，即他們父子二人的關系向來不好。這是因為傅雷先生的性格是那種傳統文人士大夫型的，剛毅、秉直、疾惡如仇，而且傢教甚嚴。這個時候如果兒子遺傳瞭這種性格，那麼兩個性格都有棱角的人在一起就會很痛苦。而且我認為傅聰性格中應該會有叛逆因素，他是在那種傳統的“棒打出孝子”觀念影響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所以他們父子關系是很難調和的，這些我們可以從《傢書》中傅聰母親的話裡讀出來。傅雷這種性格，也是後來釀成他的人生悲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他是一個烈士型的人物，一個悲劇式的英雄，正像他譯筆下的貝多芬和約翰·克裡斯托夫一樣，始終與命運糾纏在一起，而他心中敬仰的可能也是這樣的人物，對這些理想型人格的仰慕和想像反過來又潛移默化地塑造著他自己的人格。始終令人難以忘記的是他在《貝多芬傳》序言裡說的那句著名的話：“惟有真實的苦難，才能驅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難； 惟有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才能幫助我們擔受殘酷的命運； 惟有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才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他最終通過自己的人生對這段話作瞭一個最好的詮釋。後來這段話被八九年那場政治風波中絕食的學生們用在絕食誓言中，不會是偶然。

說說傅聰。我個人認為他是中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鋼琴傢，在今天的中國樂壇，如果還有大師的話，那我想就是傅聰瞭吧。中國當然還有郎朗、李雲迪、陳薩，這些年輕人當然才華橫溢，可他們畢竟年輕，我的感覺是年青人最好不要給他們太多的光環，否則會毀瞭他們。當年海菲茨說，“神童”這個詞不知道毀瞭多少青年才俊，著實道出瞭文藝界的一些真相。對於藝術傢來說，我想更重要的是人生經歷、知識的學習和積累，因為這些東西給一個人的藝術增加瞭厚度和廣度，使它變得更加濃厚、沉淀、值得玩味、經得住推敲。就像酒一樣，年頭越久，香味兒就越淳。我們看傅聰先生，他就是這樣一位飽經滄桑的人。他雖然多年不在國內，但從五十年代開始，傢裡就不斷地遭遇打擊，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和摧殘，最終以傢破人亡收尾。這對他來說，在心理和精神上會造成多大的影響，是我們常人想像不到的。何況他常年漂流海外，傢庭的劫難，再加上遊子的思鄉之情，身在異域的文化沖突，自己婚姻生活的失敗，當這些因素加諸在一人身上時，它們就可能對這個人產生某種“化學反應”，鍛造和錘煉他的靈魂，所謂百煉成鋼。

我非常幸運，2013年春天在青島看過他的一場音樂會。他彈的是德奧作曲傢的晚期作品，一首貝多芬晚期奏鳴曲，一首舒伯特晚期奏鳴曲，還有幾首斯卡拉蒂奏鳴曲。年逾八十歲的傅聰先生，以沉靜地姿態，將貝多芬晚期奏鳴曲的內斂和自省表現出來。那是何等的淡定和從容，幾乎像演奏者在述說自己的故事一樣，娓娓道來，毫無誇張和惺惺作態，也無少年人的輕率和張狂。須知這是年逾八十的老人在演奏同樣處在人生晚景的作曲傢的作品，這是貝多芬的絕唱，恐怕也是傅聰自己的挽歌。他的斯卡拉蒂也有一股純真清澈之氣，真似“識盡愁滋味”的過來人，將過去留給瞭過去，在人面前卻隻是淡淡一笑，道聲“天氣涼瞭。”最後一首曲子彈完，傅聰起身向全場觀眾謝幕，他看著觀眾，微微地點頭、微笑、走入幕後，情緒始終是平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