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事小,信仰事大

2016-08-09 22:18:10

文/子軾

依稀記得蒙學時手上有一本蔡志忠先生編畫的《莊子》,我對裡面的“子非魚”和“鼓盆而歌”兩則故事印象尤甚,前者是看著好玩,後者是完全無解。那時候還不明白莊子對於“氣”和“形”的描述。稍大一點,讀到瞭蘇子的“千裡孤墳,無處話淒涼”便情不自已的想到瞭莊生鼓盆。同樣是悼念亡妻,莊蘇二人殊途同歸。借用泰戈爾的話,“我們心裡全都有一個王國,一個死人的樂園,那裡存在著對一些人永恒的回憶,這些人曾給我們的生活經歷帶來神聖之光,而他們也許不為他人所知。”

在我們都將莊蘇二人的行為看做悼念亡妻之舉的時候,不知是否曾思考他們的行為也是在悼念已經逝去的歲月和過去的自己,曾經的生活,曾經的摯愛,曾經的理想,或許隨著斯人遠去,真的“白雲千載空悠悠”瞭,生死兩別,他們的信仰還在嗎?

在20世紀初,中國叱吒風雲的人物裡,劉師培的妻子何震的一生讓我唏噓不已。何震原名何班,字志劍,1904年隨未婚夫劉師培往上海後入讀愛國女校。書香門第的二人在接觸新思潮後思想變得激越,尤其是何震,她在《女子解放問題》中提到西方社會男女的平等是“假”,必須“根本改革”;她又因性格強勢讓劉師培吃瞭不少苦,在日本時何震一邊向蘇曼殊學畫,一邊在章太炎的眼皮底下和汪公權出雙入對。面對何震的“河東獅吼”,劉師培有苦難言。何震終因備受黨人冷淡而不得不和劉師培一同回國。回國後,劉師培沉潛國學,何震漸漸平靜下來,不僅相夫持傢,也不再參與革命事宜。1910年一女早夭,1911年輾轉千裡從武漢赴四川尋夫(劉師培歸國後投門端方,後隨其入川)後到瞭山西做傢庭教師。1919年劉師培英年早逝,何震因精神受到刺激而失常,後來削發為尼,法名“小器”,不知所終。想想十幾年前還宏願改造男女社會,最終歸位“小器”,震爍一時卻旋即歇絕,此中種種我們這些後人到底能夠體味多少……

或許正如蘇曼殊留下的八個字吧,“一切有情,都無掛礙。”莊子鼓盆而歌,蘇子相顧無言,何震“小器”而歸,生死之間,似乎一切都顯得不那麼重要,於是羅素說“人生唯有面對死亡,才能變得嚴肅,意義深長,真正幸福和快樂。”可問題依然存在,既然面對死亡之時“華枝春滿,天心月圓”,為什麼魯迅還要在死後“一個都不寬恕”呢。

加繆將這個問題引向瞭更深的層次,“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隻有一個,那就是自殺。判斷生活是否值得過,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依著這句話,我發現瞭兩個人物,梁巨川和王國維。人間草木太匆匆,剩水殘山供一死。周寧說梁濟的死是沉重的,靜安先生的死是輕盈的。周寧這麼說自然是有他的道理的,我隻是一直不明白這二人的死到底是殉“清”還是殉“道”。

1918年農歷10月10日,梁濟六十歲生日,在完成瞭他的《別竹辭花記》後帶著“這個世界會好嗎”的疑問在積水潭自盡。他的手書寫著“吾今竭誠致敬以告世人曰:梁濟之死,系殉清朝而死也。”何以為一個已經滅亡而且肯定不會再次復活的王朝殉節呢?徐志摩有一番評論“它的起源與所能發生的效果,決不是我們常識所能測量,更不是什麼社會的或是科學的評價標準所能批判的。在我們一班信仰(你可以說迷信)精神生命的癡人,在我們還有寸土可守的日子,決不能讓實利主義的重量完全壓倒人的性靈的表現,更不能容忍某時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現代是科學)的黑影完全淹沒瞭宇宙間不變的價值。”陶孟和則認為梁濟之死有兩個向度,其一是“殉清”,其二是他還試圖喚醒當時的人們以圖改造的未來。無論為何而死,梁濟都“以誠實之心對以往之國”,望世人亦“以誠實之心對方來之國”。所以他的死“非僅眷戀舊也,並將呼喚起新也;喚新國之人尚正義而賤詭謀”。

9年之後,同樣在北京,不同的是這回是在昆明湖,王國維吸完瞭一根煙後,躍身頭朝下紮入水中,於魚藻軒自沉。王國維同樣留下瞭遺書“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生死之間,一水之隔。“在死前的片刻時間裡,一個人能看到一盞蠟燭,燭光裡他正在讀那本記載著他的一生的書。這本書記載著各種問題、謊言、罪惡、災難。在其奄奄一息之時,這盞蠟燭用一種非常明亮和醒目的光照亮瞭整個世界,照亮瞭一個人的生活的各個角落,甚至照亮瞭那些一直在被黑暗籠罩著的角落;然後,它會發出某種輕微的噪音,燭光隨機熄滅,並永遠消失。”(列夫˙托爾斯泰《生活值得過嗎?》)清華園中所立的《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碑文由陳寅恪撰寫,林志鈞書丹,馬衡篆額,梁思成設計。結尾的幾句很值得玩味“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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