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瘋人院

——小許摘自內陸飛魚的《毫無目的去一次遠方》

據說精神病人不會意識到自己有病，在他們眼中，自己以外的人才是瘋子。也許在他們看來，這些有著統一模樣，統一神情，幾乎統一的工作，統一的品味，統一得具有齒輪一樣咬合頻率，面目雷同到可以互相交換也不會出現障礙的傢庭、妻女的人，才是最無趣的人。彼此互為瘋子，這一群有統一面目的瘋子主導大多數，他們建設和占領瞭城市，所以另一撥瘋子隻好被鎖在籠子裡，或者自行出城。

流落公路上的瘋子們，他們張牙舞爪地回復到本我，用原始的方式去為自己命題，把嚎叫，歌唱，哭泣，撫摸都留給道路，在一次次撲面而來的風沙草屑裡捶打飛不起來的肉身，他們清醒如斯，活絡如斯，身上有著最可愛的瘋狂感性，他們也偏執神秘，不顧一切地向前。經常深感不適，仍然不知道到底自己為什麼會成這樣子，為什麼做這些無聊的事情。

城市病如同蘑菇一樣無所不在，卻也在陽光下繁衍病菌，日夜兼程地一點點侵蝕年輕的肌體、大腦、腸胃、血液，現代化殺死瞭最初的城市，城市自己殺死瞭城市，最初的受害者是那些敏感不安的青年人。

《猜火車》（Train Spotting，1996）裡馬克和他的朋友對蘇格蘭愛丁堡愛恨交織，在無數“選擇”面前，他們拒絕答案，早就知道那些接受任何選項的人，遲早要成為衣冠楚楚的瘋子，寧願沉醉在毒品制造的幻想，性愛帶來的戰栗裡，也不去和他們對立的瘋子同流合污。用最高調的方式允許自己去成為一個光明正大的廢物，坑蒙拐騙自我戕伐。他們還是沒有走出城市，隻能猜測下一班列車什麼時候出發或到達。

不選擇就是放棄，不想成為瘋子的方法，就是遠離瘋子，幹掉瘋子，或者成為另一種瘋子。有一個模糊的提示一直閃現在銀幕深處，躁動在每一條出城的路上，城市是世界上最大的瘋人院，他們必須逃離，才能不再思考任何關於主流社會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價值觀和生活標準，獲取片刻的解放和安寧。

那一天，在德克薩斯州熟悉的陽光下，偷車賊克萊德把車主的女兒邦妮從窗口叫出來，眼神洋溢著明亮寧和，他們好像久未謀面的老友，含情脈脈。克萊德展示瞭一番他作為男人的本領，邦妮就跟著他歡欣如歸地上路瞭。在她眼中，克萊德比任何正常人還正常，幹凈、禮貌、周到，像一個古代紳士。他的出現仿佛就是來搭救一個被囚禁在城市籠子裡的孩子。

克萊德告訴邦妮自己靠著打傢劫舍過日子，邀請她一同上路，去過漂泊不定的生活，這麼明亮清澈的男人，像一個從天而降的聖人，他的言行甚至在邦妮眼中帶著那麼不可思議的神聖，翕動的鼻翼吐納著帶著遠處趕來的美妙喘息。神奇的感覺激發瞭她心底隱隱的沖動，抬起頭她內心的藍圖已經在公路上展開。

這個有性功能障礙的男人，在強悍外表下面，居然有一副無法言說的擰巴和磕絆，遇見這個火焰一樣開放的女孩，就慢慢被點燃沸騰，體會到作為男人在當強盜之外的一份柔情和快意。松綁的身體，舒張的心臟終於合一，可以正常地運作。直到最後像靶子一般被狙擊成蜂窩累累的活體標本，也不改氣概，怯弱的警察仍然小心翼翼地不敢接近他們不可一世的遺體。

這些青年人，他們必須瘋瞭，世界才能回復到鴻蒙未辟時的混沌，天大地大我最大，在危險裡獲得生之覺悟。從德克薩斯，到路易斯安那，再到密西西比和俄克拉荷馬，邦妮和克萊德所經之處是他們的靶場，遊樂場，約會之地。愛意和信任在槍聲和馬達的躁動中越來越堅固和甜美，瀟灑不凡的身手，無法分開的親昵和廝守，一路下去，已讓他們成為對付城市的專業投彈手。

《邦妮和克萊德》的真實故事發生在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搬上銀幕正是嬉皮士運動正走進高潮的時候，頗像是借古勵今，這兩個雌雄大盜、亡命鴛鴦，就是嬉皮士自己的化身，藐視一切成規陋俗，渾身不凡的真氣亂竄，隻待石破天驚的大業降臨。電影榮獲瞭奧斯卡大獎，也正是城市裡正常的瘋子們，對這兩個公路上的瘋子的愛戴和感佩，對瘋子精神的敬畏和致意。

從城市逃出來的邦妮和克萊德的最終死亡，簡單，幹脆，利落，符合客觀敘述要求，既有黑色電影和自然主義色彩，更有殉葬者的落拓和決絕。之後數十年，在公路電影圖譜上，那些無政府主義年輕人的死亡，對著僵硬的現實，無數次迎頭撞上去，他們是雞蛋一樣的愣頭青，不懼怕任何一面有形和無形的南墻，虛無主義者用現實主義的手段，獲得話語權，建立屬於瘋子的坐標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