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想瞭很久，我逐漸覺得，一個好的寫作者在殺戮權貴的時候，也應該殺戮群眾。2011年間早些的一些文章，從寫錢雲會村長的《需要真相還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我就開始有所變化。當 然，在批評中，如果兩者並列，則應先批權貴，因為很簡單，權貴撈著利益瞭，苦全是平民受的。但這不代表一個好的作傢應該無窮盡無底線的討好民眾。你說民眾 多麼好多麼對多麼善良多麼高素養，民眾應該得到什麼什麼，民眾應該享受什麼什麼，天賦民眾各種權，民眾的眼睛不光是雪亮的，而且都是雙眼皮⋯⋯這些話其實 和當年毛澤東上位之前狂拍群眾的馬屁並沒有什麼區別，民眾也許隻是他獲得權力和威信的籌碼。在好幾年前，我還是一個堅決的革命者，認為凡是一黨專制的，就 要推翻它，必須多黨派，必須直選，必須三權分立，必須軍隊國傢化。當時也有朋友和我爭辯，說會死人，會混亂，會倒退。當時我的觀點是，不一定啊，沒試過怎 麼知道，你那是統治階級的推辭，再說瞭，什麼事情都是有代價的，你不做的極端一點，不激進一點，你怎麼鏟除頑疾，大亂才能大治，反正到瞭亂世，我未必不是梟雄。但是逐漸我發現，這種態度和那些獨裁者的“我死後，管他洪水滔天”在感情上其實差不多。脫離瞭現實的極端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之中的極端專制獨裁者在品 質上未必相反，甚至類同，隻是他們各自高舉著不同的旗子罷瞭。你未必不會成為那個曾經最讓你惡心的人。
所以，我不希望多成為一些別的什麼，而一切和我的工作有關的自由，我會依照憲法，不停的要，躺著，坐著，站著，走著，寫著，說著，我隻有不停的要，要到你想逃。無推動，無變革。至於寫作，在新年裡，我希望我能寫的隻讓我自己更喜聞樂見，不再討好除瞭我女兒以外的任何人，想寫的寫，不想寫的就一個省略號。
後記：至於之後關於“人造韓寒”的質疑，雖無不可，卻也是挺無聊的吧，如南橋所說，“這些大膽的假設大傢先別急著當陰謀論去否定，我覺得這場喜劇真是很有看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