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3 18:29:04
我當時感覺比較錯亂，我常常跟人傢開玩笑，說“二戰”時新加坡有個兵叫李光輝，被日本拉夫到馬來西亞打仗，他到瞭馬來西亞就逃走瞭，在叢林中一直躲瞭20年，20年後他還以為外面在打仗，當他被人帶出叢林才發現戰爭早就結束瞭。這跟我很相似，我在當兵前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沒有人知道我，雖然偶爾也在報紙、雜志上畫一些，但對別人來說那隻是一個零星的名字，沒有聚焦過。當我在馬祖待瞭10個月，回來之後就是另外一片天地瞭，對我來說是錯亂的。我那時的心態就是：我從來沒想過竟然可以靠畫畫賺錢，那是一種滿足，那種滿足是一種從來沒有被重視過的感覺，別人視為無用的伎倆——畫畫，如今竟然變得這麼有用。當初跟我說“你畫這個幹嗎”，現在都說“畫得很好要繼續畫”。對我來說就是同樣一個東西卻看到另一面，而且對我來說是陌生的，我一直觸摸這另一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是觸摸沒多久後我就開始懷疑我是否要畫，畫畫是我要一直堅持的嗎？從那時就開始掙紮，那時想去做廣告，甚至還想要去開飛機，一直到29歲時，有一天我跟太太講，說我不想畫瞭想去開飛機。她說能開飛機的人多得是，但是臺灣能畫漫畫的就是你一個。她講完我就想是不是這樣子，我不確定我是否是唯一可以畫漫畫的人，但是在那個過程我開始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漫畫一直是我的最愛，沒有漫畫我不知道生命會怎樣，我應該把一生的事業和漫畫永遠聯系在一起。那一刻我轉變之後就再也沒有想過做別的事情，要麼做漫畫，要麼就什麼都不做。
三聯：當時知道自己走紅瞭是什麼感受？
朱德庸：我對走紅一直是一種比較模糊的感覺。“紅”的概念對我來說也就隻在采訪這個過程，想到“有人要訪問，那我可能還不錯吧”。我可以跟你講一些事實來說明在我心裡沒有“名”的概念。我跟我太太在臺北逛街，到店裡挑衣服，我太太問我衣服怎麼樣，我就會直接說“醜死瞭，這是什麼店，怎麼進一些這麼糟的東西”。出門時服務員都說：“朱先生謝謝您，歡迎您再次光臨。”我就知道她認得我，但是我並沒有察覺到別人可能認得我。以前我和我太太走在街上，常常一言不合兩個人就要吵架，有一次她的朋友說：“我有個朋友說有次在街上看到你和朱德庸，你們倆好像有點不愉快。”如果有人覺得自己是名人，他會在街上這樣處理事情嗎？在那一剎那我就知道名對我來說是什麼，我不是虛偽，但我覺得自己真的沒有享受過名。
電視劇《粉紅女郎》在大陸播放是2003年，有朋友跟我說你一定要到上海來，你不曉得《粉紅女郎》現在有多火，那時剛好遇到“非典”，很多人不能出門，在傢看電視反而增加瞭收視率。我沒有去，如果我是一個覺得名利很重要的人，我就應該立刻飛奔而去。幾年後，有次我陪太太的爸爸到上海，大傢在吃飯，有人跟餐廳老板說：“你知道那是誰嗎？《粉紅女郎》的作者！”老板出來說：“不要錢！都不要錢！”
名對我來說一直沒有那麼重要，當然我也有虛榮的一面，就是簽售會或者發表會如果來的人很多，我會開心，但那種開心不會控制我。我有一個理論：“名人3秒鐘壽命。”今天早上有人看到我說：“啊，那是朱德庸！”然後你就享受那3秒鐘，哦，我有名！等他走過去之後，他很可能馬上就向旁邊人說：“我們中午要吃什麼？”馬上把你忘掉瞭。那我需要為瞭那3秒鐘生命耗盡我一輩子嗎？有必要去爭取每一個3秒鐘嗎？我不要！另外，人的生命很短，對個人來說是很有價值的，對別人是沒有價值的。大部分人的名隻能流傳三代：你兒子會記得——啊，我爸爸；你的孫子稍微記一下——哦，我爺爺；等到再下一代——誰啊？給他看下照片，放到旁邊馬上就忘瞭。這就是一個人的名。錢對我來說也是一樣，夠用就好，多出來的就是多餘的，多出來的隻是安全感，再多出來的就是貪婪。
三聯：你對名感覺比較模糊，但它對你有什麼幹擾呢？
朱德庸：我覺得對我最大的幹擾就是可能會勾起別人對我的貪婪。可能最大的幹擾是這個：會有更多人希望從我身上得到他們想要的。
三聯：現在你想去對抗外面的這個商業世界？
朱德庸：我知道這是商業世界運作的模式，我能做的就是在滾動的輪子裡我必須一起滾動，在滾動過程中可以想辦法減小滾動速度，用腳踩一下地，讓你和地之間的摩擦增大，或者在滾動過程中稍微調一下姿勢。就像我以前在馬祖當兵坐船一樣，是那種平底船，海上浪很大，船會跟著波浪搖動，坐在船上整個人會有一個幅度，當船往前時我就往後仰，當船往後時，我就往前俯，所以身體能夠保持中間平衡，但是很累。出版過程就有點像那樣，你剛剛形容得很好，我不過就是想把東西從一個縫塞出去而已，結果他們打個洞進來瞭。我以前對創作的夢想就是這樣的，基本形態就是你給我一個舒服的小房間，有兩個縫，一個是我把畫好的畫放出去，另一個是你把飯菜放進來，我就在裡面慢慢吃完慢慢畫。現在的情形是他們已經開窗開門瞭，沒事就“咚咚敲門”——“客房服務！”“你出來一下怎麼樣？”“有人要見你。”……我現在想做的就是把這些門窗都封起來，同樣是兩個縫，但是我已經不需要固定時間把畫稿從縫裡塞出去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