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5 22:03:33
何偉寫下這些，他說“西方的報紙上總是著眼於中國的巨大變化和政治的東西，但是根據我的所見所聞，這個國傢最大的焦慮卻是極度個體化，極度內在化的，很 多人都在探究，他們把過去的經驗用來應用到現代的挑戰上，遇到瞭麻煩，父母和孩子處在不同的世界裡，婚姻更加復雜----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樂的 夫妻。要人們在如此變化的世界站穩根基，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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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這個村子不是他的本意，隻是生活從人身上流過，一開始隻是細流，後來漫溢成河，回轉盤旋，他不由得要對它觀察。
老魏的孩子是一個精瘦的農村男孩，精力無窮，喜歡跟他打鬧，叫他“魔鬼叔叔”。孩子上學之後，學校裡沒有零食，也吃不太飽，但一回到傢，都是城市旅遊的 人帶來的方便面和薯片，每天寫完作業吃著垃圾食品看電視，但母親並不覺得怎樣，對農村的人來說，“孩子能吃永遠是好事，電視不看就浪費瞭”
孩子肚子已經有點滾圓，腿上長出贅肉，稍跑幾步就氣喘籲籲，何偉希望他能多吃點水果，但媽媽說冬天不要吃水果“不順氣”。她打量著兒子，挺滿意“他現在有點象城裡孩子瞭”。
何偉寫“他們同時過著現代生活，和傳統生活，但他們同時抓住瞭這兩種生活裡最糟糕的部分。我並不反對進步，我明白他們為什麼那麼急切地擺脫貧困，也對這種適應變化的努力保持崇敬。但這個過程如果太快，是要付出代價的。”
這本書的主題鮮明如刀，就是中國農村向工業化社會的轉變，但何偉並不是從寫“史詩”的雄心出發的，這隻是生活的潮水落下去之後，自己裸露出來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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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書被稱作“非虛構”寫作的典范，但他不太喜歡被歸類，““非虛構”我也覺得是個很奇怪的詞，它不是說這東西“是什麼”，而是說它“不是什麼”。我覺得分類並不重要，哪怕我的書被分為旅遊書它也是有特點的”
他默默無聞寫瞭很久之後才成為《紐約客》的作者，但他不認為自己是一個記者，他沒有學過新聞學，也沒有捆在身上的荊棘“我寫作的領域由我個人的興趣，而 不是出版商或者編輯決定，我願意對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有真正的決定權，這對我非常重要。”這種獨立性讓他更象一個作傢而不是記者。編輯有時會要求他去采訪 某一個熱點事件，他說瞭句讓中國新聞人會莞爾一笑的話“我能頂住”。
他也不回避自己在生活裡的參與。在三岔，小孩子得瞭血液病要 輸血。何偉認為血源不安全，但他最後也沒爭過那裡的醫生。爭執之後，他寫“我坐瞭輛出租車回到傢，洗瞭個澡，一個人吃瞭晚飯。夜裡，我感到一陣麻木。一剎 那間，我在空蕩蕩的公寓裡坐瞭起來，感到十分的無助，竟至無法呼吸。”
用連清川的話說“如果你要瞭解當下中國的真實生態，你就必須有這種窒息的體驗。”
他在書裡也誠實地寫下不愉快的事情，一個擦皮鞋的男人欺負他是外國人，他們大吵，幾乎動起手來。
給他校對的美國朋友說“我不喜歡你這個樣子”
當地一個女孩卻寫信給他說，這個細節讓她接受和同情他“因為我理解一個人被自己曾經厭煩的東西捕獲時的悲哀”。
何偉並不是用外國人的眼睛來看中國人，他是以人的眼睛來看人，也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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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瞭何偉這本書，很多美國人對他說：“我一直覺得中國到處都是公安。但是看完這本書卻發現，並不是這樣的。”
這本書的封面上是西部荒涼的公路，路邊放著一個塑料片做的警察，這是在中國常見的場景，何偉說他選這張照片的意味是說“在中國很多地方其實是沒有權力機構管的，是市場和普通人自己在管”
得普利策獎的華人攝影師劉香成說過他拍中國的方式“我並不刻意去拍政治，我隻是拍瞭普通人的生活，隻不過普通人的生活裡反映出瞭政治”。
何偉經常被問，“中國的政治下一步會怎麼改變”他說這種問題特別難回答，“實際上對於我來說不是太重要，我在中國的工作不是改變中國，或者改變中國人的 想法。我關心的隻是今天他們怎麼想”隻不過，他說，在不到十年的時候裡“所有人都改變瞭對自己的看法，也都改變瞭自己與周圍世界的關系”，每個人都在劇烈 地變化，反復搖擺，有時自行其是，有時候被裹脅而去。
他很少對這些人評判，隻是瞭解，但有一個細節除外。
六歲的魏嘉經常感冒，他父親的反應是把名字改掉。嘉這個字有十四劃，不吉利。計算機分析說五行中缺水——何偉說，“我在中國認識的人基本上都缺水”。計算機給的方案是“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