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8 23:20:10
但意之好惡與起念之好惡不同：意之好惡，一幾而互見;起念之好惡，兩在而異 情，於是，蕺山在其“意”本體論指導下，否定瞭陽明“四句教”中最易引起爭議的“有善有惡是意之動”一語，並將王陽明“四句教”修正為蕺山新版：“有善有 惡者心之動，好善惡惡者意之靜，知善知惡者是良知，有善無惡者是物則。”第三，蕺山在闡明“知行合一”說的同時，也批評瞭王學末流的逃禪流弊，他說：“知 行自有次第，但知先而行即從之，無間可截，故雲合一，後儒喜以覺言性，謂一覺無餘事，即知即行，其要歸於無知，知既不立，一亦難言，噫!是率天下而禪 也。” 上述劉宗周對王陽明的批評不一定切合陽明學說的本意，他的理論修正也不免有背離陽明原旨之處，但正如陽明心學是針對程朱理學 “支離”之病而“救偏補弊”那樣，蕺山之學主要是針對王學末流蹈空襲虛、佞佛近禪之病起而施治的，同時也為黃宗羲的哲學思考開辟瞭一條通往實學的新思路。
黃宗羲對王陽明“致良知”說的繼承與修正，雖然基本上遵循瞭劉宗周的思路，卻又有精辟的理論創新，為瞭弄清梨洲與陽明、蕺山的思想異同，我們依據黃宗羲 的《明儒學案，姚江學案》所提供的線索，從兩個方面略作分析：一是宗羲對陽明“致良知”說本身的把握與評價;二是宗羲是怎樣從對陽明“致良知”說的解說中 提出“力行”哲學思想的。 黃宗羲《姚江學案，敘錄》曰： 有明學術，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 隱，所謂“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然“致良知”一語 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後來門下各以意見攪和，說玄說妙，幾同射覆，非復立言之本意，先生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 得其理”，以聖人教人隻是一個行，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
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隻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乃後之學者測度想像，求見本體，隻在知識上立傢當，以為良知，則先生何不仍窮理格物之訓，先知後行，而必欲自為一說邪!
該學案之“王陽明小傳”論陽明之學曰：
先生之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 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心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以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 中節之和，視聽言動，大率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 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 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無有二也，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 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先生憫宋儒之後，學者以知識為知……全靠外來聞見以填補其靈明者也，先生以聖人之學 也，心學也，心即理也，故於致知格物之訓，不得不言“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夫以知識為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為功 夫，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於是，而或者以釋氏“本心”之說頗近於心學， 不知儒釋界限隻一理字，……先生點出心之所以為心不在明覺，而在天理，金鏡已墜而復收，遂使儒釋疆界渺若山河，此有目者所睹也……嗟乎!糠秕迷目，四方易 位，而後先生可疑也，這兩段重要的評論，一方面反映瞭黃宗羲對陽明心學成型過程及其思想宗旨的理論把握，另一方面也展現瞭黃宗羲對王陽明“致良知”說的創 造性詮釋，概言之，黃宗羲的論述包含瞭四個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