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致良知哲學 行良知力行哲學

　　第一，他對王陽明“致良知”說雖然有“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的感嘆，但仍然是給予充分肯定和高 度評價的，在宗羲看來，陽明提出“良知”說在思想史上的重大意義：一是打破瞭程朱理學籠罩下的思想界“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教條主義風氣;二是重新 確立瞭儒傢“內聖成德”之教的權威性，從而接續瞭由孔孟開創的儒學道德人文主義的學術傳統

　　第二，概述瞭陽明心學形成、演變的思想軌跡，這一軌跡是：王陽 明經過對詞章訓詁之學、朱子格物之學、佛老空無之學的浸淫彷徨之後，以在實踐困境(指貶謫龍場驛)中體悟到“不假外求”的格物致知宗旨為起點而走上瞭心學 思路，再經歷從“以默坐澄心為學的”到“專提致良知”到徹悟“本心”的三階段哲學境界的升華而確立瞭心學思想體系

　　第三，從理論上概括瞭王陽明以“致良 知”為中心的心學宗旨與綱領，既批判瞭程朱理學派“空空窮理”、“以知識為知”和“向外尋理”等輕浮不實傾向，也批判瞭陽明後學“各以意見攪和，說玄說 妙”等背離“致良知”本意的傾向，同時又劃清瞭陽明心學與釋氏“本心”之說的理論界限

　　第四，黃宗羲以自己的體悟方式解說瞭王陽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 一”說，以“致字即是行字”、“必以力行為功夫”的哲學命題修正瞭陽明的致知理論，而提出瞭他自己的以重視實踐之“行”為特色的“力行”哲學。

　　“力行”這個概念，並非是由黃宗羲第一個提出的，實際上，從儒學的奠基者孔子到宋明理學傢朱熹、王陽明的論述中都有“力行”之說，《禮記，中庸》記曰：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傢矣。”可見孔子與 《中庸》作者(一般認為是子思)所主張的“力行”，是實踐道德之“仁”，進而由修身的道德實踐推廣到治理天下國傢的政治實踐，《孟子，滕文公上》有“子力 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之語，也把“力行”當作一種政治實踐，《論語，公冶長》有“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一語，朱熹引謝良佐的話解釋說：“唯力行， 然後可以知道。”王陽明說：“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以謂之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不可以 為致知也明矣”，這些話裡已經包含瞭“力行”思想，不僅如此，王陽明還明確使用瞭“力行”概念，如他在《教條示龍場諸生》一文中規勸自己的學生要做到“立 志、勤學、改過、責善”四件事，而所謂“勤學”，就是“篤志、力行、勤學、好問”，可見在王陽明的“知行”關系理論中，“致知”與“力行”是缺一不可的。

　　然而，陽明當時所針對的，主要是朱子“格物窮理”說造成的以“知識”為“知”、求理於外而不求諸“吾心之良知”的偏向，他所著重要辯明的是何謂“知”、 何謂“致知”的問題，所以還沒有能明白揭示出“致字即是行字”的內涵，而在黃宗羲的時代，從思想界來說，是“天下爭言良知”而出現瞭“肆於情識，蕩於玄 虛，流於佛老”的積弊，從學風上看是流行“束書不觀，遊談無根，逃之愈巧”的空談習氣，從現實政治而言是社會處在風雨飄搖、天崩地解的劇變時期，在這種形 勢下，批判虛風、虛學，提倡實用、實學就成為時風所急，對於“知行關系”特別是何謂“行”、如何“行”的問題便成為有志於社會改革的思想傢、哲學傢所關註 的理論問題，黃宗羲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修正王陽明的“致知”論和“知行合一”說而提出他的“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的新解說 的，按照黃宗羲“致字即是行字”的解釋，則“致知”便成瞭“行知”即知的實踐，“致良知”便成瞭“行良知”瞭，於是，強調實踐的“力行”哲學就取代瞭強調 “求理於心”的陽明心學，這在明末清初的社會大變動歷史背景中，對於學術風氣的轉變是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