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5 21:41:32
論到募兵制，本來也非全要不得。在某種地方某種情形下，募兵也很有用。但須有一確定的敵人做目標，而且非打不可，在幾年內，定要把敵人解決。在這種情形下，募兵可以刻意訓練，及鋒而試，或許比全國皆兵制還好些。東晉的北府兵便是募兵，也曾建瞭奇功。但宋代的國防精神是防禦性的，不敢主動攻擊，用意始終在防守。把募兵制度與長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這卻差誤瞭。一個士兵募瞭來，輕易不脫行伍，直養到六十歲，還在軍隊裡。
其間隻有二十歲到三十歲這十年可用，三十歲到六十歲這三十年，他已老瞭，而且在軍伍十年，精神也疲瞭。這樣的軍隊，有名無實，於是隻有再招新的。因此軍隊愈養愈多，紀律又不好。隊伍多瞭，雖不易捍禦外侮，卻很能引起內亂。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來的驕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驕卒悍。國傢不能不給他們待遇，而且須時時加優，否則就要叛變。政府無奈何，加意崇獎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節度使閑來沒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幾百斤薪炭，如是種種，把他們養著就算。養瞭武的又要養文的，文官數目也就逐漸增多，待遇亦逐漸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國傢負擔一年重過一年，弱瞭轉貧，貧瞭更轉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轉這形勢來。
在宋太祖時，因防兵卒驕惰，又規定禁軍分番戍守之制。地方兵廂軍是擺著無用的，各邊防守全須派中央禁軍去。但亦不讓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調中央，又隔些時再調到山西，這又與漢唐戍兵退役不同。宋代是沒有退役的，不在邊防，即在中央，仍是在行伍中。如是則一番調防，在軍人隻感是一番勞動，因此又要多送他們錢。因此宋代雖連年不打仗，而經費上則等於年年動員、年年打仗。軍隊老是在路上跑，並且又把將官和軍隊分開瞭。軍隊一批批調防，將官還是在那裡不動，如是則兵不習將，將不喜兵。這也是怕軍人擁兵自重，然而緩急之際，兵將不相習，也難運用。所以整個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宋代武將最有名的如狄青，因其是行伍出身，所以得軍心，受一般兵卒之崇拜。但朝廷又要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又要黃袍加身，於是立瞭大功也不重用，結果宋代成為一個因養兵而亡國的朝代。
然而宋代開國時，中國社會承襲唐末五代，已飽受軍人之禍瞭，所以宋代自開國起就知尚文輕武。宋太祖臨死有遺囑告訴他後人說：你們子孫相傳，絕對不能殺一個讀書人。他們牢守此傢訓，都知尊重文臣士大夫。直到南宋，還是守著不殺士大夫的遺訓。豈止不殺，宋王室實在是懂得優獎文人的。因此過瞭百十年，能從唐末五代如此混亂黑暗的局面下，文化又慢慢地復興。後代所謂宋學--又稱理學，就是在宋興後百年內奠定基礎的。這一輩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歷史傳統，所以中國還能維持，開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國史，一直到現在。正因宋代人那樣尚文輕武，所以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話頭，也就從那時傳下來。
我們今天從歷史上平心評論，隻能說宋代人為瞭補 救唐代人的毛病，而並沒有完全把毛病糾正過來，我們卻不能請怪宋人。須知有許多毛病，還該怪唐代人。唐代窮兵黷武，到唐玄宗時，正像近代所謂的帝國主義，這是要不得的。我們隻能說羅馬人因為推行帝國主義而亡國，並且從此不再有羅馬;而中國在唐代窮兵黷武之後仍沒有垮臺，中國的歷史文化依然持續，這還是宋代人的功勞。我們不能因他太貧太弱，遂把這些艱苦一並抹殺。
中國的地理形勢，到瞭黃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長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戰，一定得要騎兵。而中國之對付北方塞外敵人，更非騎兵不可。而騎兵所需的馬匹，在中國隻有兩個地方出產，一在東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謂薊北之野，即今熱察一帶;一是甘涼河套一帶。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養好馬。養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養，要在長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曠地，才能成群養，才能為騎兵出塞長途追擊之用。而這兩個出馬地方，在宋初開國時，正好一個被遼拿去，一個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國手裡。
與馬相關聯的尚有鐵，精良的鐵礦亦都在東北塞外，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王荊公行新法，一面想訓練保甲，一面又註意到養馬。但在中國內地養馬不方便，據當時人估計，養一匹馬所需的土地，拿來種田可以養活二十五個人，這是在農業社會裡要準備戰爭一大缺點。王荊公不得已，定出保馬政策，讓民間到政府領馬養，把馬寄養在私傢，一匹一匹分散養。平時民間可以利用領養之馬;遇到戰爭需要，再臨時集合。這種事，民間當然情願做，領一匹馬來平時作牲口用，卻不曉得馬在溫濕地帶飼養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但馬死瞭要賠錢，於是農民把養馬看作苦事。政府卻要挨派，於是保馬變成一秕政。其實這一方法縱使推行有效，遇到戰事，一群羸弱之馬也未必真有用。在這一制度上，也可告訴我們宋代國防上所遭遇的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