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08 23:18:11
時間回到15年前，世界剛剛經歷過恐怖的“末日”，不慌不忙地來到瞭21世紀的新元年。在臺灣的屏東縣某中學，有一個名叫葉永鋕的11歲男孩，剛剛在音樂課上對著一大幫讓他覺得恐懼的同學，深情款款地唱完一首《珍重再見》，然後就舉手跟老師報告尿急。
此時距離下課還有5分鐘——如果是正常的下課時間，他是不敢去尿尿的，怕被其他學生欺負，所以老師同意瞭，結果這一次卻萬萬沒想到，男孩的“珍重再見”成為瞭此生絕唱，因為他在廁所內遭遇瞭自己的世界末日。
以上便是20世紀末臺島最著名的“玫瑰少年”案，一度讓全島上下震驚，各地民眾側目，從而直接催化瞭《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制定，臺灣教育部更是拍攝瞭紀錄片《玫瑰少年》，在全島高中發行……時至今日，對於男孩的死因，還沒有一個確定的說法，不過真相是什麼，似乎已經不重要瞭，重要的是如何避免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如何讓那些活在縫隙中的“玫瑰少年”也有屬於自己的春天？
14年過後，也就是去年10月，我去過一回臺灣，沒有幸運地碰到韓寒在《來自太平洋的風》提到的各種好人，也沒有碰到各種肥皂劇或綜藝劇的拍攝外景，倒是碰到瞭一年一度的同性戀大遊行。
那可真是一個聲勢浩大的場面啊，隊伍裡真是比奇裝異服還異裝奇服，比COSPLAY還極品另類，再結合那天足以曬到駱駝都中暑的天氣，搞得我自己都有些腦子發熱，差點把衣服一脫，也加入這遊行大軍。
後來回到廣州，碰巧看到瞭《南方人物周刊》的相關報道，其中有談到主事者的心聲。他聲稱他們是在這個社會上找不到位置的人，雖然大傢拉幫結派在一起，看似團結力量大，但其實像是“占領華爾街”一般莫名其妙——“我們憤怒，但不知道憤怒什麼，我們想要改變，又不知道要改變什麼。”
對此，相比14年前的那個苦澀少年，在經過瞭這麼多年的憤怒之後，我們到底又改變瞭什麼呢？
就我個人而言，第一次接觸同性戀還得追溯到中學。在此之前，對同性戀的認知就像是對避孕套一樣，相當有限，僅從電影和小說裡略知一二。
這位好友恰好是我的同桌，名叫葉芳，人稱芳妹。取瞭一個非常有女人味的名字，在我們那個重男輕女的小城裡顯得特別奇怪，不過他似乎早已見怪不怪瞭。直到後來我們才知道，這個名字原來不是爸媽取的，而是後來自己改的——由此可見，細節不僅決定成敗，還往往決定瞭性別。
其實真正讓此公暴露性取向的並不是名字，而是他的初戀——所幸是暗戀，而且一戀就是好幾年，每周給人傢寫肉麻情書，文筆一般，可卻情真意切，偶爾讓我潤色幾筆，頓時妙筆生花，感動到不舍得寄走，夾在語文課本上，每天早上早讀課時大聲地朗誦十幾次。
記得當時還不怎麼流行“見光死”，可後來就突然流行瞭——對此，我同桌也算是功不可沒。如果沒記錯的話，那天還是情人節，臨近小芳的男神高考，小芳尋思再不表白就沒機會瞭，於是下定決心發出見面邀請，正所謂“月下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結果一見面就把人嚇崩瞭——這點其實很容易理解，人傢興致勃勃地赴約，帶著鮮花和準備開房的盤纏，打扮得像是四年後要去公司面試一樣，心裡琢磨者可是某個情竇初開深受瓊瑤毒害的小學妹呢。
為此，我那純潔的小夥伴可真是心如刀割，每天白頭上課發呆，每天晚上自習淌淚——為瞭把他安慰妥當，我不惜陪他吃瞭一個禮拜的宵夜，期間還得小心翼翼地避免讓他看到任何刀片之類的利器。
有瞭中學這段經歷之後，上瞭大學，直至出瞭社會，發現身邊有類似的朋友，也就不足為奇瞭，加上王傢衛在《春光乍泄》用兩大帥哥給“同志”做瞭心理建設，於是便發自內心地認同瞭該群體。
後來又讀瞭王小波的《似水柔情》，讓我對同志有瞭更多的學術性瞭解，知道這個活在狹縫裡的群體真心不容易啊，特別是在那個還未開化的年代。書裡有談到當時的警察如何區分同性戀，非常有趣，比如說讓你伸出手指看你的指甲，如果直直的拿給警察看的就是異性戀，如果是手心朝上彎曲著手指遞手過來，就有比較大的嫌疑瞭。類似的區分方法還包括讓人看腳掌——當然，這些都是偽科學，起碼不是嚴肅科學，僅作笑談，不必認真（要認真的話筆者也有同志嫌疑）。
眾所周知，歐美各國現在對“同志”群體已經達到瞭空前開放的程度。連我們偉大的蘋果教父２代庫克也公開出櫃瞭，難怪iphone plus是彎的——當然這隻是一個段子。不過事實上，名人出櫃已經成為瞭一個普遍現象，從國傢總理到各類明星再到各種名人運動員。由此可見，同志的文化逐漸出現瞭以下兩種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