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的是是非非

從萬通最早的時候我第一次碰到錢，就碰到道德是非的考驗。我們第一單房地產業務就是買賣別墅，成交後，我去拿說好的回扣，全是現金。當時為瞭把這個價錢談 下來，我跟那個老板講你一定要給我好處。然後我回來就跟我們的合夥人商量，就說我以回扣的形式再拿回20萬來，這樣等於我們又把價錢往下壓瞭20萬。就好 比已經談好是100塊錢，我再跟對方說給我5塊錢回扣，就這樣成交，對方會有積極性。給瞭回扣以後，我把這5塊錢如數交回給我們最初的合夥人，那麼這件事 情就等於我們用95塊錢買進，如果不交回就是100塊錢。當時我拿一張報紙到對方的辦公室包好20萬現金，那是我第一次拿到這麼多錢。可我拿回去以後沒有 任何猶豫，交給瞭我們幾個合夥人，當時楊雪峰（王功權妻子）管賬，我就告訴她這是拿回來的錢，充公用瞭。第一次手捧那麼多現金，沒心動，沒產生貪念，而是 想到這是你為公司集體爭得的利益，並且第一時間交回公司，於是就沒有是非。如果你沒有交給大傢，你拿走瞭，麻煩就開始出現瞭。所以懂得錢的是非是非常重要 的。我們做瞭16年的生意，而且從海南出來，主要是對錢的是非把握得比較好，整體來講我們比較平順，沒有出事。

現在來看錢的是和非區別在哪兒？在國外非常清楚，合法的錢就是“是”，非法的錢就是“非”。合法的錢就是我們說依法交易勞動所得或資本所得，利息、饋贈、 遺產，這都是合法的錢，這些錢都是“是”；那麼非的錢就是貪污、逃稅、洗錢、販毒、綁票、詐騙所得，是非法的錢，這個是非很清楚。我們現在也說黑錢、白 錢，像販毒這類的錢都是黑錢；我們的工資所得、投資所得這算是白錢，算幹凈的錢。在中國的改革時期要區分錢的是非難就難在制度在不斷變化當中，昨是今非， 今是昨非，此是彼非，彼是此非，有些錢有時候你不知道該不該拿，拿瞭它可能對，也可能不對。例如前兩天公司給瞭我一個股票的憑據，就是當時潘石屹說以股票 形式給大傢發的獎金，實際上也給瞭我。我想起這個錢當時我就沒拿，我把它放在信封裡讓董事會秘書處保管，我說別擱我手裡，我不敢要。為什麼不敢拿？因為照 理說你把公司的錢通過股票送給員工，得董事會提議，股東大會通過，可是那筆錢是因為當時（1993年）募股很成功，應該給員工些獎金，那時也沒概念，潘石 屹就辦瞭，他跟我說過，我也沒有太明確地說行或不行，反正他就辦瞭。我想這個錢我要拿瞭就面臨一個問題，我可能會涉嫌侵占或貪污；但我一個人不拿，員工們 怎麼辦？所以我就想瞭個折中的辦法，把股票憑據交到董事會秘書處，我囑咐王連翔（董事會秘書）一定管好。後來我們處理遺留員工股份的時候，股東會做瞭一個 決定，就把這些錢給大傢算瞭；那次股東大會做瞭決定之後，我才可以從秘書處領回股票的憑據。這事其實一開始是“非”，但是這個非又不是很明確的非，也可以 說成“是”，算發獎金。潘石屹當時就說發獎金，但是你要以股票形式發獎金這件事情應該是通過股東大會，可是當時連《公司法》都不清楚，所得稅也沒有那麼清 楚，所以屬於是非的邊緣狀態。但是大傢就這麼做瞭。後來《公司法》，關於《所得稅法》，包括怎麼激勵這些東西都清楚瞭，清楚以後如果你不做一個股東大會決 定，不按這個程序做完，對於員工來說是沒有錯，但對於你這個領導來說這就叫瀆職，你把股東財產隨便就發掉瞭，而且發掉瞭以後沒有經過必要的程序，將來員工 手裡拿的這個東西有可能還會發生爭議，最後也許不得不再拿回來。所以作為管理者來說就面臨是非的一個調整，後來我們就經過股東大會走瞭正常程序，經過瞭差 不多12年，這個錢才拿到手裡。可見這個是非過程是變化的，在中國難的就是在這段時間，是非拿捏不好就可能栽進去瞭，所以處理這種狀態下的錢，亦即在是非 中處理錢的是非，難上加難。我們正處在是和非之中，商場是是非地，商人是是非人，錢是是非物，所以得格外謹慎。

今天，管理者必須面對很多是非很含混的錢，比如說企業之間拆借的錢，借瞭500萬，按照法律可以不給利息，但是我不給利息他就不借給我。我同意給他這個利 息，他又提出來最好給他現金，500萬的借款，一年按10%付利息，給50萬現金。我明知道他是逃稅，對於我來說這件事就面臨一個是非問題，我借錢沒有什 麼不對，是“是”，但是利息被他拿到瞭。我給時是假定他要交稅的；至於交沒交，那是他的事。大量的問題是介於是和非之間的問題，特別是昨是今非，今是昨非 的問題。在十多年以前我們沒有稅收概念，在海南炒房炒地賺點錢，當時絕大部分人都不交稅，我們交瞭一部分，但是按照今天的標準來說肯定沒交夠，可是在那時 就算是好人瞭。今天來看，沒交夠就不是百分之百的好人；但是從法律上來看，過瞭追訴時效瞭，也不夠刑事責任；可是從道德上來看，你不能嚴格要求自己，還是 有些瑕疵的。但反過來如果都嚴格要求自己，心理就多少會有些不平衡，那時候別人都不交我還交瞭呢！總之，領導者要非常清醒，必須要懂法律，一定要知道錢的 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