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3 16:31:31
這些建議被原封不動地記錄在瞭我的筆記本中。前半句支撐著我熬過瞭大學時一個又一個論文卡殼的夜晚；後半句中的智慧尚待印證。
大多數時候，安都站在我身後和我一起審視我的作文，如同一位油畫大師，越過學生的肩膀，指點著面前的畫作，評價筆觸與色彩的運用。在另一些時刻，安又仿佛坐在我的面前，十指相扣放在膝上，以一位作傢的身份來體會另一位作傢的心思。“我明白，”面對學生下筆時的疑慮與焦灼，她仿佛在說，“我也曾有一樣的心情，我們站在同一個戰壕裡。”
安的每篇作文字數限制隻有一千字。這如此吝嗇的限制是為瞭教會學生——如同她在講解完弗吉尼亞·伍爾夫 (Virginia Woolf)短小精悍的《飛蛾之死》後解釋的——如何“從一格窗戶框中透視整個世界”。
這意味著形容詞要酌情而用，兩三行的長句要壓縮成一行，而排比句幾乎成瞭禁域。我常常在寫完一篇作文後看看字數，不得不從頭開始復讀，對剛剛搜腸刮肚想出的精妙詞句和新穎比喻做截肢手術，邊刪除邊心疼得齜牙咧嘴。
這種心情自然逃不過安的眼睛。一天，在上課時，她宣佈有瞭一個好主意。“從今天起，請大傢在每一篇作文後面附上一個‘句子墳墓’，”她興高采烈地說，“什麼是句子墳墓呢？如果你自信在文章中寫瞭一個精妙絕倫的句子，然而為瞭使文章保持精煉，又不得不把它刪掉，那麼請把它轉移到句子墳墓裡。這樣，我和你的同學都可以讀到它，讓那些不甘心被埋沒掉的妙句得以見天日。我自己經常這樣做，”她擠擠眼，“很有用。”
安的點子把大傢都逗樂瞭，然而笑聲中又透著感激與感動。感激安的善解人意，更感動一位聲明赫赫的作傢能夠對一群初出茅廬的小毛頭的舞文弄墨如此上心。從那以後，我交給安的每一篇作文後面都拖著一個長長的“句子墳墓”。在她的點撥下，偶爾其中一些“壯烈犧牲”的成員們還能“光榮復活”。
在學期末，我們的結課作業是一篇三千字的題目為“身份”(identity)的作文。被字數限制困擾瞭一學期的我開始動筆時，卻感到寸步難行。以往能夠盛滿一整頁“句子墳墓”的辭藻，此時卻膽怯地躲在我的腦海中拒絕現身。阻礙它們的並非語言障礙，甚至不是安對遣詞造句的苛刻標準。
我希望用這三千字來回顧我在美國高中的兩年經歷。那是盛滿挑戰和收獲，也佈滿孤單與挫折的兩年：每當回憶起來，對新環境的陌生感、校園的偏僻、語言的障礙、同學禮貌冷漠的態度等等一起湧上心頭，我卻從未向人提起。“你喜歡你的高中嗎？”中國外國的傢長、學生曾無數次問我。“當然喜歡啦！”我總是笑著回答，然後羅列出學校的種種優點：優秀的師資、優美的校園、奢侈的硬件、對學生無微不至的照顧……全面得如同學校宣傳畫冊上的介紹詞。
“你喜歡你的高中嗎？”安坐在辦公室，面對著我，桌上擺著我作文的初稿，輕聲問。
“喜歡……”我囁嚅道。
“你的挫折算什麼？”我腦海裡響起在去美國第一年，媽媽在電話裡的話語。“想想看，幾十年前從中國到美國的移民生活多麼艱苦，一切從刷盤子洗碗開始。你在條件如此優越的私立學校，面臨的困難要比它們小多瞭。”
“回憶起在那裡的兩年，你的感覺如何？”安又問道。
“我很感激……”我的眼前又浮現出我的高中錄取通知書和獎學金通知書，回憶起上面激勵人心的語句和慷慨的數額。除瞭感激，還有別的正確答案嗎？
“但是你的文章想表達的感情似乎更加復雜，似乎有什麼東西欲說還休，”安沉吟道。“為什麼不把這種感情說清楚？”
我抬起頭，她正註視著我，目光溫和。
我告訴瞭她學校苛刻的錄取標準，以及獎學金的慷慨數額。我告訴她每次中國的學生傢長聽說我的經歷，總會感嘆我有多麼幸運。“我的高中對我有這樣的恩惠，”我說，“我感到不應該對我在那裡的兩年抱有任何不滿，那會顯得忘恩負義……”
安點瞭點頭。“Helen，這種顧慮是人之常情，”她祥和地說。“不過感情沒有對錯之分，更沒有‘應該’與‘不應該’之說。如果你在高中的經歷並不全部陽光燦爛、一帆風順，這並沒有什麼錯。請誠實地將他們寫下來，這是有勇氣、而不是忘恩負義的表現。”
“但是我的經歷的挫折又算什麼呢？”我道出瞭我的另一個顧慮，向她復述瞭媽媽的話，“和許多更艱難的經歷比起來，這似乎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