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常識”思維

這種“具體思維”做各種選擇的首要標準，是道德。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提出，世代定居的傳統中國社區本質上是熟人社會。在熟人社會中人們做事不是靠商業和法治，而是靠道德和禮治。在這個體系中出瞭案子，首先關乎的是名聲和面子，而不是利益。鄉紳會“先照例認為這是件全村的醜事”：“這簡直是丟我們村子裡臉的事！你們還不認瞭錯，回傢去。”費孝通說鄉土中國的最高理想是“無訟”，就好像足球比賽中每個人都能自覺遵守雙方的規則，而犯規的代價不單是被罰，更是整個球隊和指導員的恥辱。

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裡，我們的首要技能的不是數學計算，而是分辨善惡美醜。也許這就是文人思維的起源：針對每個特定動作的美學評價。有時候他們管這種評價叫“價值觀”，但所謂價值觀無非就是給人和事貼或好或壞的標簽。文人把弘揚真善美和鞭撻假惡醜當成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低端文人研究道德，高端文人研究美感。他們的原始本能使他們熱愛大自然，他們贊美花、贊美藍天、贊美山水、贊美健康的動物和異性。這些贊美會演化成藝術。可是隻有剛接觸藝術的人才喜歡令人愉快的東西，審美觀成熟到一定程度以後我們就覺得快樂是一種膚淺的感覺，改為欣賞愁苦瞭。人類歷史上大多數人很難接觸到什麼藝術，而現代社會卻能讓藝術普及，也許這就是為什麼統計表明過去幾十年流行歌曲的趨勢是感情越來越憂傷和含糊。所以美學是不可能客觀的，每個人都在鄙視別人低端審美觀和被別人鄙視，我們在審美觀的鄙視鏈上不斷移動。文人有時候研究病態美、悲壯美、失敗美等等，也許更高境界則追求各種變態美。但本質上，他們研究美。

文人對事物的議論是感嘆式的。有時候他們贊美，有時候他們唾棄；有時候他們悲憤，有時候他們呼籲。他們說來說去都是這個XXX怎麼這麼YYY啊！

他們有時候把自己的價值判斷稱為“常識”，因為這些判斷本來就是從人的原始思維本能而來。

然而現代社會產生瞭另一種思維，卻是“反常識”的。

現代社會與古代最大的不同，是人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復雜。除瞭工作和休息，我們還要娛樂和社交、學習和發展、以及隨時對遙遠的公眾事務發表意見。我們的每一個決定都可能以一種不直截瞭當的方式影響他人，然後再影響自己。面對這種復雜局面，最基本的一個思想，就是好東西雖然多，你卻不能都要。

你想用下班時間讀書，就不能用同樣的時間看電影。你不能又讀書又看電影又加班又飯局，還有時間輔導孩子學習。距離工作地點近的房子通常更貴，你不能要求這個房子又大又便宜又方便。長得帥的未必掙錢多，掙錢多的很可能沒那麼多時間陪你。我們不得不在生活中做出各種取舍，而很多煩惱恰恰來自不願意或者不知道取舍。古人很少有這樣的煩惱，他們能有一個選擇就已經高興的不得瞭瞭。

取舍這種思維，英文有一個可能更形神兼備的詞：tradeoff。兩個好東西我不可能都要，那麼我願意犧牲（off）一點這個，來換取（trade）一點那個。Tradeoff是“理工科思維”的起源。討價還價一番達成交易，這對文人來說是一個非常無語的情境！既不美也不醜，既不值得歌頌也不值得唾棄。斤斤計較地得到一個既談不上實現瞭夢想也談不上是悲劇的結果，完全不文藝。所以文人不研究這個。

Tradeoff要求我們知道每一個事物的利弊。世界上並沒有多少事情是“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的所謂“帕累托改進”，絕大多數情況下興一利必生一弊，而利弊都不是無限大的。可是文人思維仍然停留在有點好東西就高興的不得瞭的時代，習慣於無限誇大自己的情感，一邊說金錢如糞土，一邊說朋友值千金，一邊說生命無價，一邊說愛情價更高。做過利弊分析，理工科思維要求妥協，而文人總愛戲劇性的不管不顧，喜歡說不惜一切代價，喜歡看動不動就把全部籌碼都押上的劇情。理工科思維要求隨時根據新情況調整策略，而撒切爾夫人說她“從不轉彎”—可能是因為選民愛聽這個，不過她的確不愛轉彎。

對自己的事物搞不好tradeoff，生活仍然可以對付著過下去。但現代社會要求我們必須在整個社會的尺度上進行tradeoff。從美學角度看計劃生育制度不但不美簡直還滅絕人性，但是從社會角度人口暴漲的確有可能成為災難。歷史上很多國傢因為人口太多而發生生產和社會退化，十八世紀的日本甚至連牛馬都不用瞭，什麼都必須用人，甚至打仗都不用槍炮直接退回到原始狀態。所以我們不能光考慮計劃生育這個動作的美學，我們得計算這個動作的後果。而且這個計算必須隨時修正，比如現在就很有必要考慮是否應該繼續保留這個制度。但文人卻喜歡用一個動作的“美感”來說服別人。萬歷皇帝想收商業稅，東林黨反對，而他們給出的反對理由不是收稅這個動作的輸出後果，而是“天子不與小民爭利”！當然有人認為東林黨其實代表利益集團，是故意拿道德作為借口，但這種不重知識重姿勢的談話氛圍仍然令現代人震驚。